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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治好病回來。”
她說：“當然，當然，治好病回來。”汽車開動了，她又探出頭宋喊：“我好了咱們玩去啊！”
我們揮著手追著汽車跑，喊著：“再見，小紅！”
她也喊：“再見！再見！”
我們在家裡等她來信。我們焦慮不安地等著她的來信。我和大許話都少了。每天我們去幹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隻手，或者少丁一半腦子。每次回到家裡，我都產生一種衝動，要到病房去問候小紅，或者茫然地收拾起東西來想到那兒去看她。晚上坐在屋裡，我們不看書，連燈也不點。我們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著，想著小紅。後來她來信了，她——到昆明就寫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說她一到昆明就住進了醫院，醫院裡條件很好。她高高興興地把大夫和護士一個一個形容了一遍，然後說，馬上要給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腦瘤做了以後就可以知道。到後來她的字跡潦草起來。她說：“我一個人很寂寞。我很想你們，很想很想很想。有時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們罵我。要是有可能的話，你們來看我吧！哥哥們，來吧！”她哭了，哭得信紙上淚跡斑斑。最後她又高興起來，不過可以看出是裝的，她說昆明這地方很好玩，醫院裡也很好玩，讓我們別為她擔心，她很高興，病好了就回來。最後她很高興地寫上了“再見”。
我們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們都有兩年沒探親了，可以請探親假。對了，太棒了！這回教導員也搗不了鬼，探親假是有條例規定的。我們兩個飛奔到連部去請假，隊長馬上就批了我們倆假。我們馬上到營部去辦手續，結果碰上了教導員。他拿過隊長的條子，陰陽怪氣地說：“你們都是連裡的壯勞動力呀。一下走兩個是不是太多？一個一個走吧！回來一個再走一個。”這傢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導員！我們一個一個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個人去安慰我們的小紅。我先走，一個月以後回來，大許再去。我們誰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著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說：血管造影好難受啊，然後說腦瘤已經確診了，只是長的位置不好，昆明的醫院不敢動，所以給她轉到北京的醫院，她已經買好車票，就要走了。她讓我們想辦法到北京來，她也想到我們可以請探親假。她說：“我想起來啦，你們可以請探親假！我一想到這個心裡就安靜多啦。我們一起回家去。”
我趕緊動身。大許寫了信交給我。我乘汽車走了。分手的時候關照大許要經常寫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順利：在保山等了兩天車，在昆明又買不到直達的火車票。結果用了半個月才到北京。北京當時寒風刺骨。我下了車就直奔小紅家：他爸爸、媽媽，還有哥哥都在。他們家看來是個高階知識分子家庭，家裡書很多，她爸爸是個禿頂的小老頭，人很開通，媽媽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見了就喜歡。我一下闖進去，他們都吃了—驚，問：“你是誰？你找誰？”
我說：“我是邢紅的同學，我姓王，從雲南來……她現在在哪兒？”
他們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唸叨你。小紅在醫院裡，她才動了手術。手術很順利，瘤子在做切片。請坐吧！我們正要去看她。”
我也沒有坐，立即同他們一起到醫院去看小紅。她臉色蒼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見我就猛坐起來，高興地大叫：“小王，你來啦！我等你等壞了。我接到大許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動了手術了，我就要好了！”
後來我就天天陪著她，那會兒醫院也亂，什麼探視不探視的，我每天都很早就來，很晚才走。她的身體漸漸好起來，常常要我陪著她到院子裡走動。才來的時候我特別迂，連給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後來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給她裹好大衣，攙著她到院子裡去。護士們有時瞎說，說這小兩口多好，我們也不理她們。
我走的時候天氣開始暖和了，小紅的身體也更好了。可是我發現她爸爸和媽媽神色都不正常。但沒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點也不知道切片有什麼重要性，我只看見她好了。大許又偷偷來信催我回去，他要來。於是我就回去了。小紅的哥哥送我上火車，他心情不好。我問他怎麼啦，他說是他自己的事兒。我開頭一點兒也沒疑心，可是火車開走的時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來。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雲南以後，大許正準備動身，我們忽然收到小紅一封信。她說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厲害，也許不會好了。她說，她感到出了大變故，很可能瘤子是惡性的，它還在腦子裡。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