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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態系統脆弱地區的生產壓力。同時，我們還將寶貴的糧食剩餘儲備了下來，以備不時只需。
阿丹米公司是我第一個卻不是最後一個工作過的大型全球公司。我還曾是康尼格拉公司（ConAgra）、林賽公司以及可口可樂公司（Coca…ColaEnterpris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樂瓶裝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之後，又加入了可口可樂母公司的董事會。而且自1993年開始，我也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公司的議程常常將農業研究聚焦在大規模的生產上，我們也確實需要這方面的研究，這點我稍後會詳述。但是，當我看到一些對務農一無所知的經濟學家或政治學者寫的關於農業的文章，聽到積極分子和環境保護主義者將所有大型公司當作貪婪的龐然怪物，認為它們一定是在管制下才變得溫馴，接受指令後才會提供援助，我總會覺得滿腹委屈。我認為在每一個行業都有聰明、開明的人，他們致力於如何撫平人類的創傷，如何滿足人們的關鍵需求，以及如何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就同我們的全球生態系統一樣，糧食經濟同樣受惠於多樣性。世界各地的農場經營條件、市場、當地人的品位和需求都各不相同。我們需要餐桌上的每一個人同心協力，共抗飢餓。
故事6 出身決定命運
2004年，我母親蘇珊·湯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羅斯（CharlieRose）的採訪，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電視採訪。一些看了那個節目的人注意到了她輕微的語言障礙，猜想她可能中過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時，她剛從與口腔癌的鬥爭中恢復過來。手術之後，她開始重新學習說話，並且進步很大，但這對她而言其實很費勁。幸運的是，病痛並未讓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絲毫減損。記得有一次，她面帶淘氣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親，以及他倆之間的趣事：“我以為我會嫁給一個為人類做出寶貴貢獻的人，比如牧師或醫生，結果我嫁給了一個賺大錢的人。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點兒背道而馳，但我知道他的為人，這世界上沒有誰比他更好了。所以，至於他會賺錢這個事嘛，我也就將就了。”f米f花f書f庫f ；http：//www。7mihua。com
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時候，她因為腦出血去世了。當時她和我父親正在懷俄明州拜訪他們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時他倆是在一起的。後來，我們的朋友——也是大牌搖滾明星U2樂隊裡的博諾，還在她的葬禮上唱了歌。作為一個不看重金錢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並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價值30億美元的股份。
我們家族與慈善事業的緊密聯絡，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令記者和其他人感到無比好奇。我父親就曾公開說過，他絕不會把財產留給自己的孩子繼承。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測，懷疑我們家族內部是否關係不和。但事實並非如此。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親眼見過一些成功商業人士的孩子嬌生慣養、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讓自己的小孩兒也變成那樣。他是個務實的人，比如說，他出資購買了一片土地，在轉租給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讓這片土地贏利的商業計劃書。他會要求計劃書裡出現的數字都有據可依，容不得半點兒馬虎。同時，我母親的畢生追求就是幫助別人掌握自己的命運，特別是在幫助孩子發揮出他們的潛力方面。她非常喜歡為外國交換生提供食宿，也會幫助奧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會讓她義憤填膺。以前，她的車上貼著一張寫著“好人來自各色人種”的保險槓貼紙。後來，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種”幾個字刮掉並寫上了“白種人”，這著實嚇了她一跳。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和姐弟們開始第一次做慈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母親對這份事業的熱愛和對我們的鼓舞有關。那天，父母把我們仨叫到了一起，父親說他準備成立一個家族基金會，我們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決定10萬美元的用途。當時，我們主要是資助當地的一些慈善機構，比如內布拉斯加州娛樂和公園局（NebraskaGameandParksBoard）、老大姐/老大哥專案（BigSister/BigBrotherprograms）和奇卡諾人意識提前教育專案（ChicanoAwarenessHeadstartProgram）。私下裡，我還給這個基金會取了個小名，叫“舍武德基金會”（SherwoodFoundation），因為它就像劫富濟貧的羅賓漢和他的綠林兄弟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