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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她就大力支援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後，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彙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
甲午戰爭已經證明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他的急躁、脆弱實在不適合承擔這個前無古人的巨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要知道，這可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全面改造。說實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樣的聖主再世，也不一定敢進行這樣的嘗試。
但太后又沒法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時國力已經弱到極點，眼看著就要被列強瓜分，如果不實行變法，最後一搏，“死馬當做活馬醫”，確實別無出路。第三，“變法”是怎麼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麼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想來想去，太后決定支援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釋出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瞭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與國家安危比起來，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變法必然帶來震盪，她要預先做好安全防護。一旦“變法”過程中出現任何偏差和問題，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域性，保證自己的大權不會旁落。
十六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援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7）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援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透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透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