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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爭讓他見識了“西法”的強大。他沒想到，日本國在戰爭中竟然能迸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看來，“西法”的威力遠遠超過“祖宗舊制”。
年輕人活躍的思維容易跳出陳舊的枷鎖。一場戰爭開啟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進呈了駐日公使黃遵憲所著《日本國誌》以及英國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皇帝“如獲至寶”，這些書在他面前，開啟了一個與“祖宗舊制、聖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終於發現，戰爭的失敗，並非是因為他的“無能”，並非是由於他不夠“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恰恰是因為他太迷信聖人和祖先了。其實他們留下來的舊式武庫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實用。皇帝認識到，如今時代，“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中國“一切落後，甚麼事都趕不上外國”，“西人皆曰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為無用之學”。一氣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頭的那些性理之書搬出去，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只有“維新變法”，讓大清脫胎換骨，才能扶大廈於將傾。
可是，法如何變？舊如何革？從哪裡入手？他也沒有答案。
十四
１８９５年６月３日，皇帝在養心殿書案的眾多檔案中發現了廣東籍新科進士康有為的一封奏摺。進士直接上書皇帝，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皇帝立刻打了開來：
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競長，不能強則弱，不能大則小，不能存則亡，無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強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緬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來，皇帝就沒再放下。他當天沒有吃午飯，晚上又把這封奏摺攜帶到寢宮，在燈下細細再讀。
康有為用他那出色的文筆，清晰扼要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麼回事，介紹了俄國的彼得大帝，介紹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紹了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他從世界大勢的角度，提出了變法的總綱領。又分十個方面，系統講解了中國應如何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諸領域“全面更新之”，論述條理分明，措施詳細周到。這封奏摺，讓皇帝感覺新奇無比又茅塞頓開。
皇帝的感覺就是四個字：“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變法人才”的時候，這個廣東進士從天而降。皇帝感覺康有為的每一句話都是那麼深刻、淵博、清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著奏摺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詞，就像一個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遙遙的燈塔。現在，他要毅然掉轉船頭，駛上正軌，大清很快就會趕上列強，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它們。他不但會重現大清舊日的榮光，還會遠遠超過列祖列宗的治績。如果那樣，這場戰爭的失敗，不過是他人生中一個小小的陰影或者說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後的偉大事業，將使這小小的失誤顯得不值一提。想到這裡，皇帝的情緒突然柳暗花明，陰鬱和消沉一掃而空。皇帝感覺震撼，皇帝感覺興奮，皇帝感覺狂喜，皇帝推枕攬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釋出命令，命軍機處將此奏摺抄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時的乾清宮，一份存皇帝日常處理政務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軍機處抄發各省大員。康有為的奏摺原件，則立刻被送往頤和園，交給太后“懿覽”。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6）
十五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摺。雖然對那些新名詞她不太懂，但老太太顯然也為康有為的愛國之心所打動。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並非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被砍掉了肢體、吸去了血的老獅子終於痛醒了過來。絕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如果照過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之外，別無可能。可以說，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龢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