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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來中國絲綢以交換秘魯的白銀。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國行政機構、建築教堂並經營牧場和礦山，明確表示要在那裡待下去。征服者透過開發這些領土上的自然資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勞動力，把源源不斷的糖、胭脂紅、皮革和其他商品運送回國。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礦中的白銀運送回國，該礦在100多年的時間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銀礦。這一切導致“跨越大西洋貿易的飛速增長，其貿易額在1510年和1550年之間增長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間又增長了2倍”。
因此，所有跡象表明，這個帝國主義企圖永遠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險家的行動與鄭和的短暫訪問不同，他們象徵著承擔改變該大陸政治和經濟平衡的使命。他們用艦載大炮和帶滑膛槍計程車兵所作的正是這件事。回顧歷史時，有時似乎很難理解：一個像葡萄牙這樣人口和資源都很有限的國家，怎麼能航行如此之遠並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歐洲陸軍和海軍優勢的特殊情況下，這絕非不可能。這一步一經邁出，帝國的豐厚利潤以及獲取更多利潤的願望更加快了擴張的過程。
“歐洲擴張”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僅簡單提到。沒有對個人作用方面進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這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勵；造船工匠、武器製造者和學者們的天才；商人的進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參與遠航，沿途經受浩瀚大海、惡劣氣候、荒涼地形和殘暴敵人可能造成的種種艱難困苦的絕對勇氣。由於個人得失、國家榮譽、宗教狂熱，或許還有冒險意識等各種動機的結合，人們甘冒一切風險，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確冒了風險。對於歐洲征服者強加給他們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犧牲者的可怕殘忍，一般很少敘及。如果說這些特點很少提及的話，是因為那時的許多社會都把這樣一些個人和集團推上前臺：他們為把世界變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風險並願做任何事情。歐洲的船長、船員和探險家們最傑出的地方在於，他們擁有可以用來實現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們來自籠罩著競爭、冒險和企業家精神的一種政治環境。
歐洲擴張的好處是廣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促進已經存在的機制。雖然重點在於獲取金、銀等貴金屬和香料，但不管這些貴重物品多麼重要，也不能忽視歐洲海員橫跨大西洋以後大量湧進歐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價值。進入紐芬蘭漁場帶來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應，而且大西洋還提供了照明、潤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鯨魚油和海豹油。糖、靛藍、菸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樣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歐洲大陸總的財富和福利，當然，後來還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肉和棉花到來。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發現在幾十年內對增強大陸西部的繁榮和實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們無需過早談論後來19世紀的全球性世界經濟。像漁業這種大宗貿易在捕魚和銷售方面都需要僱傭大量人手，這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經濟。而這一切對歐洲造船工業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應廠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倫敦、布里斯托爾、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許多港口周圍。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歐居民、而不僅是少數上層代表人物，對海外貿易成果發生了一種持續的物質興趣。
如果在這一個商品單子上再加上俄國向大陸發展的貿易，即從俄國運到西歐的毛皮、皮革、木材、麻、鹽和糧食，那麼學者就有理由把這描繪為一種“現代世界體系”的發端。開始時是許多單獨的擴張，它們確定不移地匯合為一個連鎖體：幾內亞沿岸的黃金和秘魯的白銀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用於支付從東方來的香料和絲綢；俄國的冷杉和木材幫助它從英國採購鐵炮；糧食從波羅的海途經阿姆斯特丹運到地中海。這一切造成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歐洲的進一步擴張，帶來新的發現，因而帶來貿易機會，結果是額外的收穫，這又刺激了更大的擴張。這不一定就是一帆風順的，歐洲的大戰或內亂會急劇減少海外活動。但殖民強國幾乎從不放棄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內新的擴張浪潮和探險又會開始。如果已經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開發它們佔有的陣地，畢竟還有別的國家想取而代之。
最後，這是為什麼這個機制如同以前一樣繼續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歐洲國家已經很尖銳的多重競爭，更發展到大洋彼岸的領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雖曾極力保住羅馬教皇分配給它們的對外部世界的壟斷地位，但它們簡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別是當人們認識到並不存在從歐洲通向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