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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所固有的優越性顯示出來，它們使在地中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等內海航行的窄條划槳單層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獨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國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見絀。它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用更大的舷炮開火，而使船保持穩定，當然事故還是不時發生；但人們很快認識到，把這種武器安置在船艦中部而不是炮臺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時，這種輕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潛在威力就變得很強大。相形之下，輕便小船受到雙重劣勢的不利影響，攜帶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彈的損傷。
有必要強調“潛在威力”一詞，因為帶炮遠洋帆船的演進是一種緩慢而不平衡的發展。建造過許多混合型的艦船，有些裝有多根桅杆、多門大炮和多排的槳。16世紀在英吉利海峽仍能見到單層平底大帆船型的船隻，此外，有大量證據說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繼續使用這種船。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船航速較快，在近海操作比較靈便，因而比較容易用來與沿海陸地運輸相銜接，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些船要優於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遠海航行的船。
同樣，我們不能設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繞過好望角就立即開始了沒有爭議的西方制海權時代。歷史學家提到的“瓦斯科·達·伽馬時代”和“哥倫布時代”（即1500年以後300年或400年的歐洲霸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葡萄牙探險家在15世紀90年代以前或許已經抵達印度海岸，但他們的船舶仍然很少（經常只有300噸），而且並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裝備，當然不能同一個世紀後航行於這些水域的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實上葡萄牙人不能長期滲入紅海，也不能頻繁涉足中國，只是偶爾到過那裡；而在16世紀末期，他們的一些東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設想非歐洲的強國一見到西方的擴張主義就像一沓紙牌一樣倒塌了，那也是錯誤的。墨西哥、秘魯和新世界其他不太發達的社會在西班牙探險家登陸時，的確發生過這種情況。既然中國政府曾自動地忽視海上貿易，如果商業落入蠻人之手，它不會真正關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廈門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沒有攪擾北京的平靜，雖然這個商站對地方絲商和縱容它的行政官員們必定有利可圖。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當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個使團去日本抗議其驅逐外國人時，幾乎所有團員都被殺害；里斯本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最後，奧斯曼的海軍實力堅守著東地中海，而奧斯曼的陸軍實力仍然對中歐構成重大威脅。實際上，在16世紀，“對大多數歐洲政治家來說，丟失匈牙利比在東方建立工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對維也納的威脅要比他們自己在亞丁、果阿和馬六甲進行的挑釁重要得多；只有那些瀕臨大西洋的政府像它們後來的歷史學家一樣，可以忽視這一事實”。
無疑，遠距離武裝帆船的發展預示了歐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進。西方海軍強國利用這些艦船使自己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懾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實力攻擊的社會。葡萄牙人同他們的穆斯林敵人在印度洋上的頭幾次重大沖突，就使這一點清楚無疑。達·伽馬和阿布奎基在他們的航海日誌和報告中，描述了他們的戰艦如何衝殺和摧毀在馬拉巴爾海岸附近、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獨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輕型船組成的龐大艦隊，為自己開闢道路。無疑，他們在回憶中有所誇大，但讀這些航海日誌和報告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似乎一種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襲擊了它們不幸的敵人。葡萄牙船員遵循新的戰術，即“他們決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戰鬥”，他們在海上實際上是不可戰勝的。在陸上，如在亞丁、吉達、果阿和其他地方進行的激烈戰鬥（並偶爾戰敗）所表明的，情況全然不同。然而，這些西方入侵者的決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殘忍，到16世紀中葉，他們已經為自己開闢了從幾內亞灣到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要塞。雖然葡萄牙人從未能壟斷印度的香料貿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繼續經傳統渠道運到威尼斯），但他們也操縱了這種貿易的相當大一部分，並從他們爭奪帝國的早期領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處。
西方的興起（10）
當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廣大陸上帝國內獲利的證據更多。西班牙遠征軍從伊斯帕尼奧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發，向大陸推進，於16世紀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魯。在幾十年內，這塊領地從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擴充套件到北部的里奧格蘭德。西班牙大帆船沿著西海岸定期往返，與來自菲律賓群島的船相銜接，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