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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削減了對這些國家的全部新的援助。戰爭權力法案急劇削減了總統在海外用兵的權力。美國國會投票透過以下決議：對於蘇聯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動，美國只能以透過中央情報局向那裡的親西方派別提供資金和武器的方式來對付。隨著共和黨右翼對美國在海外實力的如此下降日益不安，對基辛格放棄美國的國家利益（巴拿馬運河）和老朋友（臺灣）的不滿情緒的增長，還在1976年的大選中福特失去其權力之前，這位國務卿的地位就開始下降了。
隨著美國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面臨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團試圖使自己適應美國下降的國際地位，下述情況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它們的對外政策比起平靜時代來更加反覆無常。就是這樣，在以後幾年裡還將發生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搖擺”。受格萊斯頓和威爾遜［8］的最可信賴的關於必須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的信仰的影響，卡特輕鬆地進入了一種國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其他許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煩地點”）都無意按照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原則推行他們的政策。鑑於第三世界對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經濟差距——這個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機而進一步擴大——深表不滿，他採取了一種明智的、慷慨的態度來推動北南合作；同樣，他在重開巴拿馬運河條約談判的條件方面，以及拒絕平等對待拉丁美洲每個帶有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方面，都表現出他有常識。卡特還光榮地受委託充當了1978年埃以戴維營協議的“經紀人”——儘管他不應當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尖銳反應感到奇怪，但反過來這種情況卻使俄國得到了一個機會來加強其同中東更激進的國家的聯絡。然而，縱然卡特政府懷有一切有價值的打算，這個政府卻是建立在一個複雜的世界（越來越不願聽任美國擺佈的世界）和其本身政策前後不一致（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內部的爭吵造成）的基礎之上的。全世界都譴責踐踏人權的獨裁的右翼政權，並對它們施加壓力，可是華盛頓卻繼續支援扎伊爾總統蒙博託、摩洛哥國王哈桑和伊朗的國王——對後者的支援至少直到1979年他退位為止，這樣又導致了人質危機以及徒勞無功的解救人質的行動。在世界其他地區，從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國政府難以找到值得它支援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在使自己投身到反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行動之中，又躊躇不決。卡特還希望保持防務開支的低水平，並表現出迷惑混亂，認為同蘇聯緩和關係既不能停止那個國家的軍備開支，又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採取的行動。當蘇軍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時，正在大規模擴充防務的華盛頓退出了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第二階段條約，取消了向莫斯科出售糧食的計劃，並開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熱津斯基對中國和阿富汗進行值得慶賀的訪問之際）“均勢”政策，而僅在4年以前這位總統還譴責這一政策！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6）
如果說卡特政府上臺時已有一套應付一個複雜世界的簡單處方，那麼1980年他的繼任者的處方至少也同樣簡單，只不過大不相同罷了。里根政府滿懷著人們對美國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過失”的強烈反應，在大選中獲得的壓倒優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伊朗蒙受的恥辱的影響——的推動之下，帶著一種從意識形態角度觀察世界的態度（這種觀察不時地表現為積極的摩尼教性質的），打算操縱國家航船駛往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緩和了，因為這隻能為俄國人的擴張主義提供一個假面具。它將全方位加強軍備建設。議事日程上不再提人權；“獨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睞。令人驚異的是，甚至“中國牌”也因共和黨右翼支援臺灣而不可信了。正如人們可以預料的那樣，這種頭腦簡單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複雜現實的基礎上的，更不用說國會和公眾的反抗了，國會和公眾喜歡他們總統在國內的愛國主義，但懷疑他的冷戰政策。對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從事叢林戰，因而使人們回憶起越南，都經常受到禁止。核軍備競賽的升級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開裁軍會談的壓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認為美國能在同蘇聯的核對抗中“取勝”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更大。熱帶地區垮臺的獨裁政權常常因同美國政府有牽連而更加不受歡迎。歐洲人對這樣一種邏輯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們向蘇聯購買天然氣，另一方面又允許美國的農場主向蘇聯出售農產品。在中東，里根政府無力向貝京先生的以色列施加壓力，這同它的把阿拉伯世界團結起來建成一條反俄陣線的戰略發生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