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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國，美國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退出，這一做法必然會使富蘭克林·羅斯福感到吃驚。由於在五年內使國防預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國肯定要比1980年擁有更多的軍事裝備。但是，人們越來越懷疑五角大樓是否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評，它是否能夠控制各軍種間的競爭。對格瑞那達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說成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從作戰的各方面來衡量，幾乎像一出吉爾伯特和沙利文鬧劇那樣令人不安。最後（當然遠不止於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觀察家們也懷疑，本屆政府是否能夠在下述情況下搞出一項協調一致的大戰略來：在政府成員中，有好多人互相爭吵不休，甚至在國務卿黑格從這一崗位上退休之後也是如此；政府首腦表現出很少關心緊迫的問題；政府往往帶著民族優越感的眼鏡來觀察外部世界（例外的情況很少）。
在上述問題中，有許多問題還要在本書最後一章中談到。我們在這裡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種各樣的難題歸納在一起，目的在於指出：從整體來看，它們已經轉移了對正在形成全球強權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為重要的是，兩極世界已轉化為多極世界，這一點基辛格很早就發現了，並著手進行調整。（下面還將看到，三個新的政治兼經濟力量中心——西歐、中國和日本——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它們沒有自己的問題，但與這裡所討論的無關。）更加重要的是，美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亞等國突然出現的問題上，仍然傾向於使人們看不清以下事實：受20世紀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發生的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可能是蘇聯本身。在本節結束之前，有必要對這一點進一步做些簡要的分析。
在這些年裡，蘇聯已加強了自己的軍事實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正如烏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於其他事態的發展，這一點僅意味著：
蘇聯的統治者現在能夠理解好多美國人在本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發現：力量的增強並不自動地（尤其是在核時代）使一個國家獲得更大的安全。從幾乎各種觀點上看，不管是從經濟上和軍事上，還是從絕對意義和相對意義上看，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比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要強大得多。可是，隨著它的實力的大大加強，也出現了新的國際事態，提出了新的對外義務，這使蘇維埃國家比以往，比方說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險和世界政治的動盪不安的影響。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將結束的那幾年，美國就恢復了擴充防務的工作。這項工作在繼任的里根政府的領導下繼續以很高的速度進行著，大有恢復美國在戰略核武器方面的軍事優勢、加強美國的海上霸權和比以往更加強調先進技術之勢。陷入苦惱的蘇聯人的回答——他們在軍費開支和置辦武器方面絕不能落在後面——並不能掩飾這一難堪事實：這樣做會對他們的經濟造成更大的壓力（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已大大減慢。並會使他們在高技術競賽中處於不利地位）。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蘇聯便處於需要進口大量外國糧食的窘迫處境，更不用說技術了。它的東歐衛星國，除了經過挑選的共產黨幹部以外，越來越表示不滿；波蘭人的不滿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種行動，似乎也無濟於事。在南方，由於擔心它的阿富汗緩衝國落入外國勢力（可能是中國勢力）之手，蘇聯在1979年搞了武裝政變。結果，它不僅變成了蘇聯軍事上的一個泥潭，而且對蘇聯在國外的處境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蘇聯在捷、波、阿的行動，大大減弱了蘇聯作為其他國家（不管是西歐的，還是非洲的國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那樣，它既反對當地共產黨人，也反對親美集團。不僅如此，還有中國的無情的敵對態度，這種敵對態度由於阿富汗和越南的糾紛，在20世紀70年代末似乎變得比70年代初期還顯著。如果說兩個超級大國中哪一個已“失去了中國”，那便是俄國。最後，蘇聯的年事已高的統治者所具有的那種民族優越感和狹隘的懷疑心，以及國內的精英——權力集團——對涉及一切領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礙作用，同美國的情況比較起來，有可能使蘇聯更加難以成功地做出調整，以使自己適應新的世界力量對比格局。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7）
上述這一切應當能使華盛頓獲得某種安慰，併成為引導美國對外交政策採取更鬆動和更縝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當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時，也是如此。應當承認，在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