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

第27部分 (第3/4頁)

一個腐敗政權的作戰方式，疏遠了西歐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眾輿論，併成為美國“疏遠”了這個星球上其餘的大多數人的主要因素，就像某些作者所說的那樣。它導致美國忽視拉丁美洲和產生這樣一種傾向：以對不民主的政權的軍事支援和反對革命的行動（如1965年對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干涉），來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進步聯盟”。越南戰爭之後所發生的那場不可避免的、公開化的、關於美國是否在將來應為全球一些地區而戰的大辯論，引起了現有盟國的不安，無疑也鼓勵了自己的敵人，並促使動搖不定的中立國與另一方聯合起來，以重新確保自己的安全。在聯合國的大會辯論中，美國代表越來越受到圍攻和變得孤立。自從亨利·魯斯斷言在人類兄弟般的友誼中美國將是各國的老大哥以來，事情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越南戰爭導致的另一個強權政治後果是，它使華盛頓可能在長達10年的時間內搞不清中蘇分裂的程度，從而失去了採取應對政策的機會。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忽視在1969年1月共產主義的大敵尼克松就任總統之後竟能如此迅速地改正過來。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話說，尼克松具有一種“獨特的思想上的僵硬與政治上的實用主義相結合的品質”，而其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在他同其他大國打交道時表現得尤其突出。儘管尼克松厭惡國內的激進主張，對（例如）阿連德的智利所採取的社會主義政策持敵對態度，但據說這位總統在處理全球外交問題時卻並不受意識形態的支配。對他來說，1972年下令大規模增加對北越的轟炸，以迫使河內更接近美國為撤出南越而採取的討價還價的立場，和同年到中國走一趟，同毛澤東一起填平鴻溝，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他選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後來又兼任國務卿）。基辛格採取歷史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態度處理世界事務：強調從更大範圍觀察事物，而且把一切事物互相聯絡起來進行考察；判斷大國應根據其所作所為，而不應根據其國內的意識形態；用絕對主義觀點觀察安全問題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因為那種做法不會使任何人感到絕對安全——人們能夠指望獲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務中合理的力量對比基礎上的相對安全；老老實實地承認整個世界永遠不會達到完全的和諧一致，並且要有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願望。同他所描述過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爾雷、俾斯麥［5］）一樣，基辛格認識到了“知道何時適可而止，乃是運用智慧處理人類和國家事務的開端”的真諦。他的格言是帕麥斯頓［6］式的（“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和俾斯麥式的（“如果我們與中蘇雙方保持比它們之間更為密切的關係，則中蘇之間的敵對最有利於我們的目的”），並且與凱南［7］以來美國外交中實行的信條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但是，基辛格比他的19世紀歐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仁們擁有大得多的機會指導政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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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5）

最後，基辛格承認美國力量的侷限性，這不僅表現在美國無力在東南亞的叢林地中打一場持久戰爭和保衛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而且還表現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對比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壞兩個超級大國一向未遇到挑戰的霸權。從嚴格的軍事力量意義上看，後面這種情況還遠遠未成氣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變得更加多極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經濟方面，至少已出現5個主要集團。從政治上看，更多的勢力中心已經出現……”由於附和凱南的觀點（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補充），基辛格指出了5個重要的地區：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西歐。不像華盛頓的許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每位人士那樣，他歡迎這種變化。大國實現和諧，互有節制，任何一國都不想控制他國，可以創造“一個比在兩極情況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兩極並存情況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絕對所失”。基辛格懷著對他個人在這樣一個多極世界上保衛美國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義上徹底重塑美國的外交。

1971年後中美友好關係的穩步恢復所引起的這場外交革命，對“全球的力量關係格局”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雖然對華盛頓的這一步驟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終於能夠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了，而這種關係又進一步推動了它那欣欣向榮的亞洲貿易。現在的情況是，亞洲的冷戰表面上結束了，甚至可以更確切地說，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了：曾經充當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秘密交流資訊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發生衝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