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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讓這些方面的優勢能夠充分發揮效能的戰爭。美國由於害怕國內輿論和世界反應而不敢對從來就不可能對美國本身造成重大威脅的敵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國擔心在一場合法性和效力都越來越成問題的衝突中遭受嚴重傷亡，從而引起美國公眾的反對。這種擔心同樣對美國政府的常規作戰方法的運用起到了制約作用；使美國對空中轟炸活動作出了限制；不能佔領透過中立的寮國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奪取載運武器開往海防港的俄國船隻。重要的是，不促使這兩個主要的共產黨國家參加這場戰爭。這一切實質上把這場戰爭降低為一系列的小規模叢林和稻田交戰，而在這類地形上美軍的火力和（直升機空降）機動力優勢便發揮不出來；相反的，美軍不得不強調叢林戰技術和部隊凝聚力，這兩點對於精銳部隊來說並不是什麼問題，但對於匆忙用徵來計程車兵組建的部隊來說，卻不盡然了。雖然約翰遜追隨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時曾達萬人），但從未滿足威斯特摩蘭將軍的需要；政府堅持認為這仍是一場有限衝突，拒絕徵召預備役部隊參戰，也從未使經濟轉入戰時軌道。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4）
在對美國實際的軍事實力不利的條件下打仗的困難，反映了一個更大的政治問題——（正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間的不相適應。北越人和越共是為他們強烈信仰的事業而戰的；沒有這種信仰的人無疑也受到極權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政權的紀律的約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體系則充滿腐敗現象，不受人們歡迎，處於明顯的少數，遭到佛教和尚們的反對，得不到驚恐不安的、被剝削的和厭倦戰爭的農民的支援；忠於政府的本地部隊和通常能征善戰的部隊不足以抵消這種內部的衰敗。隨著戰爭的升級，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為西貢政府進行的這場戰爭的價值提出了懷疑，並對腐蝕美國武裝部隊本身的一切表現——士氣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長、無紀律現象、吸毒、縱淫現象、對土著人的種族歧視、戰地的暴行（更不用說美國本身的整個形勢或其更大範圍內的戰略態勢的惡化）——表示憂慮不安。胡志明曾經宣佈，他的軍隊甘願以10比1的比例犧牲自己的人員。當他的部隊十分輕率地由叢林中走出來進攻城市時（像1968年春節攻勢那樣），他們常常得到這樣的結果。但是，他繼續說，縱然遭到這麼大的損失，他們仍會繼續戰鬥下去。那種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國社會本身也沒有這種意志力；它日益被戰爭的矛盾所困擾，不願意付出一切犧牲去爭取勝利。儘管後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這一點對雙方都至關重要，那麼事實是，並且現實已經證明，開放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成功地進行一場半心半意的戰爭。這就是這場戰爭的基本矛盾，不論是麥克納馬拉的系統分析，還是駐在關島的B…52轟炸機，都不可能改變它。
在1975年4月西貢陷落後的10多年裡，由於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論述那場衝突的各個方面的書籍，人們仍然難以明確地估計出那場衝突可能會怎樣影響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從更長遠的前景看，例如從2000年或2020年向後看，人們可能發現，這場衝突已對美國全球性的過分驕傲（或如參議員富布賴特所謂的“力量上的傲慢”）產生了一種有益的震撼，從而迫使這個國家更加深入地考慮自己的政治和戰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調整，使自己適應1945年以來早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界形勢。換言之，這一震撼很像俄國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或英國人在布林戰爭中受到的震撼，它們因此進行了有益的改革和做出重新估計。
然而，現時對這場戰爭的近期影響，也不能視而不見。正當撥給約翰遜建設“偉大社會”用的國內開支也直線上升的時候，戰爭開支的大量增加對美國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具體情況下面還將討論。而且，在美國把大量金錢投入越南戰爭的時候，蘇聯卻在穩步地拿出更多的錢來擴充它的核部隊（這樣，它就取得了大體上的戰略均勢）和海軍。在這些年裡，它的海軍已成為一支執行全球性炮艦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選民轉而反對增加軍費開支，使這種日趨嚴重的不平衡進一步惡化了。在1978年，“國家安全開支”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低於30年來一直保持的數字。由於戰爭本身和此次戰爭後的削減所產生的後果，武裝部隊計程車氣一落千丈。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機構的大改組，儘管是消除弊端所需要的，無疑妨礙了它們的效能。美國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它的盟國也感到憂慮；它為了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