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方夜譚

第15部分 (第2/4頁)

解讀歷史的文字中的一種，可以幫助人們認識歷史。

劉：現在我們若來重新思考《萬曆十五年》，你覺得自己的《帝國》在寫作和文字上離它有多近，或者說有多遠？我在你的敘說中似乎發現有一個矛盾，你既然已經看懂了《萬曆十五年》，那麼應該很有信心寫出一部從文字到史觀和框架上接近《萬曆十五年》的書啊，為什麼你又說自己忐忑呢？是因為自己不是史家出身，或者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寫《帝國》在做什麼？

李：我在讀書寫作過程中，心路有很大變化。

一開始是在自覺學習黃仁宇。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黃仁宇有著敦厚儒雅、彬彬有禮的傳統士大夫氣質，他的歷史寫作同樣具有這樣的氣質，那是客客氣氣的，點到為止的。我覺得，我再不能這樣做，這個帝國傳統使得中國人活得太猥瑣太不好了。只有講出真相，只有先理性地面對歷史，才能理性地面對現實，活出好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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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3）

批評家暮賓是我敬重的一位朋友。她曾經對我的書和《萬曆十五年》進行比較評價。她說：“《帝國》要超過《萬曆十五年》。黃仁宇生活得太過優越，他便有了一種士大夫優雅的閒心，他離得太遠，很精緻地在把玩歷史。你和吳思不同，你們與這塊土地更有深厚的關係，因為你們本人的痛苦就發生在這塊土地上。可以打個比方，吳思是醫生，而你是患者家屬。這個民族太痛苦了，不能再似黃仁宇一般，將這個歷史精緻地把玩下去。所以，你的書對這個民族的作用會更廣大。”她的這一番話正說出了我對《萬曆十五年》不滿的原因。事實上，我們民族的心靈史上，有著許多重大的創傷，這些創傷是不能優雅地觀賞和把玩的。

說到這些史家，錢穆則是另外一個型別。他就太過分了。我不想用過分激烈和刻薄的語言來評價這位“史學大家”。他把科學研究之外的目的加之於歷史科學上太多了。恩格斯當年曾經對類似的做法說過，這種人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卑鄙。有人認為他是為了向權勢獻媚才這樣做的。不管怎樣，他為歷史上的帝制暴政做了太多辯解。在他那裡，中國曆代帝王暴政所導致的中華民族肌體與心靈上的深重創傷都不存在，都是令人賞心悅目的。當你在浩如煙海的歷朝歷代史料中，看到中國人所遭受的觸目皆是的酷苛荼毒，再回過頭翻檢錢穆大師對我國曆史悠久的“平等”與“自由”的讚美，相信你會和我一樣產生一種極度的不真實感。我常常想，可惜魯迅先生走得太早，像這樣的人，最好是由先生來對付。這樣的讀書人——呸！

劉：你的那位朋友評得有道理！

優雅悠閒地把玩歷史，得出的“洞見”對當下的現實影響不大。從影響現實的角度而言，好的作品當是憂患之作，當是激憤之作，當是胸有塊壘不吐不快之作。也許幾百年後，錢穆和黃仁宇的作品能夠留存，成為一家之言，但從影響當下言，你的《帝國》超過《萬曆十五年》太多了。

從前輩史家看，憂患、激憤之作也從來不缺乏。蔣延黼的《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憂患之作，但因為是急就章，用很小的篇幅寫較長段的歷史，沒有辦法從容地“知人論事”。陳寅恪的寫作，前期是憂患之作，晚期則是激憤之作。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他的文字太晦澀難讀了，曲高和寡。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為什麼他用這樣晦澀的手法寫隋到唐的歷史？他做這些歷史敘說時所處的年代，亦即20世紀20～70年代，正是中國處在從春秋戰國以來一個最大的變局期。史家的寫作物件雖然是“故事”，他怎麼寫史卻往往都能反映出當下的問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為什麼陳的史學難讀，可能是因為形格勢禁，他用曲筆，甚至把他的想法隱在了文字之後。可是陳的弟子和解讀者到現在也不能完全讀出文字後的想法。所以，單就文字而言，陳的作品太難讀了。

而《帝國》從通俗好讀上，比陳作更有價值，它能在更大範圍中產生影響。

其實歷史延續下來形成的傳統和規則，與今天的問題可能是同構的。不是那麼簡單地“帶著今天的問題看歷史”，而是“現在和過去的問題是一樣的”，或者“過去正是現在問題的因子”。所以，讀史料學派史家的著作，每每使人扼腕嘆息。你看從明的東林黨案到清的文字獄，再到上個世紀的種種迫害，從歷史中總能發現當下問題的胚胎。只是何時種下，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比如你說的從明開始計程車大夫的人格分裂。我曾看過於迎春的《秦漢士史》，她的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