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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他認為我開了一個很好的頭，鼓勵我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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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2）
我完全接受他的說法。事實上，歷史就是故事，故事的本來意思就是過去發生的事；和歷史的本來意義是一樣的。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如果我們還是死守著意識形態化的歷史觀的話，那不但陳腐，而且簡直就是和改革開放背道而馳。
因此，如何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地還原歷史，就成了我的最大追求。
劉：連我也會翹首以待。我想補充的是，法國人費弗爾創立的年鑑史學派，就試圖做還原歷史的工作，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是最傑出的代表作品。但我認為，還原歷史很難，進入歷史情境觀照其中的人與事倒可以一試。歷史是人的歷史，離開人，“歷史”的意義不是我們該關心的。
李：如果承認歷史是人的歷史，那麼解讀符號性人物就是探詢歷史的關鍵。
事實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問題。回顧20世紀後半葉至今的歷程，歷史人物的作用並非同等重要，重要的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常常起著樞紐性的作用。
劉：事實上，“新史學”的史料學派是做過這個努力的。比如陳寅恪、傅斯年等。
陳寅恪就試圖把一個姓氏一個利益集團一個族群作為歷史研究中的主幹來對待。比如他寫唐李氏家族、關隴集團，甚至寫柳如是等。但是他的寫作太晦澀了。原因可能一是他寫作時所處的環境，二是他的個人喜好問題。最近幾年，史料學派的工作亦有重大進展，你可以注意田餘慶、黃永年、張國剛的研究。
李：我的想法是以樞紐性的歷史人物為中心來重新梳理歷史。為此，我請教徐迅先生，可否這樣建構：沿著中國歷史上最粗最長的那根線索——帝制傳統出發，以皇家人物為中心展開，梳理皇權與文官、士大夫、軍人（武將）、宦官、外戚、地方政權等等的關係，重新建構一個認識歷史的體系。當然，這本《帝國》並沒有展開那麼多關係，它側重的是皇家與武將的關係。這些將是我在未來一段時間裡的寫作計劃。而這個系列中的第二本書，則是寫明代的，側重點就是皇權與文官、士大夫之間的關係。可以看作是“帝國政界往事之明王朝篇”，目前已經寫了一半左右。
徐迅先生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我就由此出發了。
我寫《帝國》系列，有一個“野心”：希望能影響到精英階層之外的更多人。在我的想法中，精英階層可能不需要，因為他們已經在認識上走在前面。
劉：恰恰相反，你的書首先要影響的就是精英階層。精英階層中能有幾人讀過《宋史》？大概也就百分之一，大多數人閱讀的歷史敘事，恰是傳統史觀培養出來的史學家所寫，這樣的閱讀是難以瞭解到真相的。所以，最要緊最需要的恰是給他們提供不一樣的閱讀可能，使其觀念得到轉變，使其對歷史有更清晰的理解。
我在1984年去杭州嶽王廟時，看到秦檜跪在岳飛墓前，當時我很年輕，雖然讀了研究生，但沒什麼歷史見識，但我當時的感覺就是不舒服。為什麼？太符號化了。這樣表達歷史的方式實在太過簡單了。
我們該怎麼看待歷史人物和他們演繹的事件？事實上，這在史學研究、著述上是有傳統的，從司馬遷以來的傳統，就是四個字：“知人論事”。你的《帝國》亦可算作“知人論事”的範本嘛。上海人民版的《宋史》《遼金西夏史》也寫到人，可是人隱在雲端中，人被符號化，沒有個性。
李：《帝國》出版後，一個多月時間裡，我很吃驚地收到了二百多封信。其中有多位大學歷史教師，有一位已經年屆八十，他們給了我極大的鼓勵。這些人的“叫好”，使我從心虛的狀態中走出，有了一種特別踏實的感覺，似乎找到了一種敘說歷史的方式了。
就這樣，還原歷史，敘說歷史，理性地梳理歷史，冷靜地看待歷史。最後，如果能夠對當前起到一點警醒作用，則於願足矣。
劉：回到歷史寫作文字上來。這種寫作是否可說有三步，首先有由不滿引起疑問，其次閱讀思考解釋之，最後用一定的方式講述出來，並試圖影響他人。而我所說的文字問題涉及第三步，它很重要。有時我想，歷史著述表達不清甚至還不如閉嘴，胡亂說一氣害人害己。那麼，你是如何去表達的，你是如何建構起你的文字樣式的呢？
李：事實上，最初是忐忑的。後來經過眾家評說和肯定，以及出版後的回饋，才有了自信，它至少是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