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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講的是品格。獨立蒼茫、天馬行空、不依不傍、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不作工具、不當奴才、不接聖旨、拒不遵命。自由講的是思想。敢想敢說，敢愛敢恨。只相信科學，只服從真理。不因“輿論統一”而放棄己見，不因“保持一致”而違心表態。絕不容許侵犯思考的權利，誓死捍衛心靈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紀的前半世紀，還存在。而在後半世紀，則基本喪失，只在80年代末有過曇花一現，隨即便瓦解冰消，蕩然無存。在這以後的20年知識分子更加萎靡、諂媚、虛偽、墮落。知識分子從未像今天這樣的不像知識分子，我是指精神。當代的中國沒有雨果、沒有薩哈羅夫、沒有馬丁？路德？金、沒有哈維爾、也沒有魯迅、蔡元培、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顧準。將來很難說，至少目前沒有。
吳懷堯：在您看來，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所承擔的最大責任是什麼？ 每個人經歷的試煉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對您個人而言，在過去的歲月中，最痛苦和恥辱的是什麼？
沙葉新：中國封建專制數千年，光靠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想把頭腦裡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乾淨，是過於輕敵，過於樂觀了。在20世紀，知識分子前半世紀是啟蒙的先鋒，後半世紀則是愚昧的幫兇。知識分子如果在本世紀還要擔負啟蒙的責任，那必須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啟蒙。對我自己來說，說假話是最痛苦和最恥辱的。文革中，我的劇本《邊疆新苗》挨批，說違反“三突出”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創作原則，宣揚資產階級的“花花草草”。“四人幫”在上海的幫兇要我檢討，我起先想抗爭，後來骨頭軟了，還是屈服了，寫了假檢討，說了假話。當時內心極為痛苦。痛苦不是因為被迫檢討，而是假檢討、說假話。我痛苦得差點精神崩潰，精神分裂。從此我再也不這樣了，絕不說假話，絕不假檢討。當然這很難做到，但我儘量做到。必要時可以讓步妥協，但是有一個前提必須要保持原則，保持底線，不說假話。對於不同的觀點，不接受沒有關係，但是要聽取。
吳懷堯：由己及人，您覺得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沙葉新：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分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麼文革當中會有那麼多知識分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自殺的。我第一次經歷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就是在這個時候。好，快把這沉重的話題翻過去。四人幫倒臺了。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樣歡欣鼓舞。這個罪惡的一頁，這個給我們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一頁，十年哪，終於熬過去了。抗戰不過八年。那個十年呀，你們有幸沒有生於那個時代。
吳懷堯：您有沒有畏懼想退縮的時候？在本應該安享晚年的時候，是什麼力量支援著您，讓您繼續批判，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
沙葉新：我也有過片刻的軟弱，有過短暫的彷徨。有時我會想，我這是何苦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不知我者，以為我是〃右派〃，以為我爺爺是大地主，以為我父親是國民黨，以為我老婆是反革命；總之我是苦大仇深，才會寫這些揭瘡疤的文章，否則豈不是吃飽了撐的？其實，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兒女，有不錯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終是個快樂的人。當然，更無私敵，至少不會將把我視為敵人的當作敵人。我多的是朋友，這是我最大的財富。所以我說我是一個快樂的人，一個天下無敵的人。我真的不願意毀掉這來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專業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寫寫話劇，滿足自己藝術慾望；寫寫電視劇，過一過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為自己活著，而且是苟活，就覺得自己可恥、可恥，非常可恥！即便只為家庭活著，也讓我覺得極為不安。身為知識分子，多少還應該為民族、為大眾活活吧？應該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為推動社會的民主程序，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個快樂的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惻惻。我篤信生命應該是快樂的，生活應該是快樂的，工作應該是快樂的，家庭應該是快樂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