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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來買靈魂透氣的地方。他們把領帶解了，鬆開袖卡、大方地付小費。他們是那些消費得起藝術的人，也是懂得藝術的人。
漸漸的，這地方就出了名。到紐約來玩的人，都喜歡到這裡來看紐約風情，他們四處轉悠，回憶著自己在青春懵懂的時候做過的那些浪漫的夢。他們花錢買看得上眼的畫，在小咖啡館裡看完導遊書，再寫明信片。美國是很美的一個國家，可沒有多少浪漫氣質，現在有了一個這樣的地方，樂壞了大家。政府順應民心，把格林威治村裡的路牌都換成了咖啡色，那表示這是旅遊區。慢慢地，格林威治咖啡館和小酒吧的價錢提高了，然後，房價也調上去了。原來的凋敗隨意，有一點藝術家喜歡的陰鬱，現在成了一種格林威治風情，一種值錢的東西。那裡有一個街角的小廣場，裡面只有一個古老的、不噴水的西班牙石頭噴泉，現在還是不噴水，只是那看似依舊的街景，意義已經變了。
陳丹燕：咖啡旅行（12）
歐·亨利寫《最後的藤葉》裡的那棟房子，現在還在村裡立著，爬滿綠色的藤葉。只是窮畫家不能繼續在這裡面住下去，他們付不起越來越貴的房租。於是，他們漸漸離開這裡，搬到邊上更窮的蘇荷區去。原先那個街區全是倉庫，到晚上只有野狗才去。藝術家們在那裡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開出新的咖啡館，在裡面掛上不為賣錢畫的畫。再開出新的小酒吧，無名的小樂隊在那裡努力唱著自己心裡的音樂。
大家很快發現格林威治已經被商品化，被各地來的遊客傻乎乎地包圍了。原先自由靈性的東西已經飛去春街。於是，解了領帶的紐約人晚上開始多走幾條街，到蘇荷去泡咖啡館，週末喝酒到深夜，買蘇荷的畫去裝飾新居。於是蘇荷的咖啡價錢上去了，酒價錢上去了，畫價錢上去了，房價上去了，蘇荷春街的牌子現在也改成咖啡色的了。因為能掙個好價錢，芝加哥的爵士樂隊每星期一天，飛來這裡的咖啡館奏一晚上爵士。如今到了晴朗的黃昏，蘇荷街沿上坐著各色人等，賣舊書，唱歌，撩撥女人，賣畫，一派無羈，讓旅遊者欣喜若狂，明知道那是為了吸引遊客，可也側著身子往裡面鑽，高高興興把錢送出去。只是這裡沒有多少真正的藝術家，他們又搬去了東村，一個現在有錢人還不願意去玩的地方，在蘇荷區的邊上。地鐵站像黑人區的一樣爛，一樣荒，一樣氣氛肅殺。
一晚上，從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館坐到蘇荷，再從蘇荷坐到東村的咖啡館裡，就好像看著錢和藝術怎麼在這裡開戰。這個街區星星點點的咖啡館就是戰場，錢要買藝術，藝術不賣，錢一定要買，藝術就放下自己的東西，轉身走了。
在紐約，那綠色的美元差那麼一點點，就是萬能的了。
羅馬：希臘咖啡館
從西班牙大臺階上下來，經過每一階上坐在杜鵑花邊上的遊人們和4月明媚的陽光，再經過一個噴泉，就到Via Candotci大街。兩百多年前，一個希臘人到這裡來，在86號開了一家咖啡館。大概因為他懷鄉，所以給自己的咖啡館起名字叫“希臘”。這兩百年來，它因為一些偉大的客人而變得有名。從前，歌德來過這裡，門德爾松來過這裡，瓦格納和司湯達來過這裡，甚至羅馬紅衣主教也來過這裡。因為這些人的名氣，所以希臘咖啡館一直在羅馬旅遊手冊上下不來，而且在旅遊者們口中相傳：“啊，在羅馬不妨到希臘咖啡館去看看。”人們總是這麼說。
我去了。我去是為了安徒生。在一本看上去不那麼專業的書上，我看到希臘咖啡館的偉大客人名單中，還多了一個：丹麥的安徒生，他是一個童話作家，一個長鼻子長腿的老單身漢，一個抒情的、感傷的、文雅的、害羞的、不那麼合時宜的人，一個陪伴全世界的兒童，一代又一代，度過童年臨睡前講故事的一小時的人。其實我們現在並不知道，是不是司湯達在希臘咖啡館裡寫了《紅與黑》，門德爾松是不是在這裡寫了《歌之翼》的曲調，但是，安徒生卻是在這裡寫了他的《即興詩人》，大概是在1835年左右，一部成人文學作品，名不見經傳，現在幾乎沒人讀過它。那時候男人們戴著高筒子的黑色禮帽，穿燕尾服的機會也比現在多得多。
某一天，希臘咖啡館式樣簡單的玻璃門一閃，進來一個長得不好看的外國人，那黑色齊膝的外套上，有一個不太精緻的黑色蝴蝶領結，帶著北歐人的蒼白麵色，那就是安徒生了。
1835年，希臘咖啡館已經很有名氣了，大文豪們都來過了，又是羅馬教皇的福地，他當紅衣主教時來這裡流連，回去就當教皇。它狹長的店堂，一點一點地深入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