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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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就歸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遺胡殘虜遍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複合”，歸附者與未附者錯縱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對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　。

朱棣承認了邊民內徙的現狀，有韃靼歸附者也往往遷之而南。比如，永樂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何福說：“韃靼伯克帖木兒等部屬至甘肅，且勿給田土，俱令來北京扈從，漸漸移之南行，散處於便宜畜牧之處。”

元人北撤和邊民內徙，在長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曠地區，長城以北更甚。同時，由於當地居民罕少，宣府、遼東、甘肅等地不設郡縣，而是“遣將擇兵鎮之”，“捍外衛內”　，統以衛所。所謂“舊郡邑守宰盡罷，其戍居兵卒，武吏馭之”　，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弁，無人“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　。這對於北方邊境地區的開發和鞏固是不利的。明人認為，邊地諸鎮不設宰守“亦一時權宜”，“文皇乘三駕餘威，圖復郡邑舊制，而鼎成之亟，淵慮未紓”　。從洪武末年就已考慮在邊地充實民戶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萬全右衛、懷安衛，“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實之”。永樂十二年禮部尚書趙羾來宣府輯遷民，“羾至，披荊斬棘，布約束，分田立市，甚勞悴雲”　。永樂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慶（今延慶）州，“至是始遷民實之”　。但這種工作做得太少了，永樂時期新立者唯保安、隆慶二州，開平一衛而已。遠不能彌補以前大規模遷徙造成的空曠。以當時的國力而言，恢復遷地郡邑建制並移民實之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虛華的武功，於此未甚用力。相反，由於大寧都司及各衛所的內徙，萬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衛所的內徙以及興和的廢棄　，反倒加重了長城以北地區空曠荒涼的局面。終永樂之世以及後來這種局面並未改變甚至有所發展。曾任明兵部職方郎中的陸容（1436～1494）說：“居庸關以外抵宣，驛遞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　朱元璋的內徙是為了御外，朱棣的內徙是為了防內，儘管都滿足了一時的形勢需要，但卻留下了長久的遺患，其不利於北方地區的開發和邊疆的鞏固是顯然的。

為了防止為北元——韃靼侵擾者所乘，明朝還限制軍民到邊界之外去耕牧，“故事，邊界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　。這樣，許多耕地草場，只好荒廢。不僅如此，自永樂時期起，邊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長，每值秋冬，出塞燒荒，使韃靼人不得近邊放牧，以減少引起事端的機會。“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了哨”　。

永樂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曰：“爾奏緣邊草盛，欲焚之，最當。第慮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軍馬，倉卒難避，屯堡房舍，將有所損。須預報之使備。”

這當是燒荒之始。後來則逐漸形成定製：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為始，本鎮統領宮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韃賊不能南牧。

每歲冬，鎮守總兵會同贊理軍務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總參遊守備備禦提調守堡等，尊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軍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燒沿邊野草盡絕……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外，順風舉火，草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

本來，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國之後，經過近百年的經營，長城以外廣大草原地區曾經一度出現了經濟繁榮的局面，所謂“屯田連絡，監牧相屬，宮室相望”　。但是由於明朝與北元政權之間的長期戰爭，由於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長城地區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緣邊耕牧，秋冬燒荒等等措施，使這些地區變得一片荒涼：

永樂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朱棣）顧學士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耳。”

開平，舊有元之斡耳朵，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臺斷礎，零落於悽風澹月之間。

沙漠曠蕩，馬力未窮，惟近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歷歷可數。極北則地平如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

出得勝口，……過撫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

遷民、燒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邊放牧，可能減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灘任其荒廢，是對生產力的一種破壞，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