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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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竊盜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將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家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心廉問防閒，不可縱弛’”　。

對於邊將與“外夷”的交往，防禁更嚴。永樂四年八月庚子，“以遼東鎮守保定侯孟善所為非法，降敕切責之曰：‘將之禦寇，猶犬之防盜，犬與盜狎，將何用焉，況復壞朝廷之法！姑貸爾罪。如不改過，悔將無及’”　。永樂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曰：‘爾前奏曲先衛頭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肅者，既至，則當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禮，臣子無外交。雖為邊將，非為警急及受命權宜行事，宜謹守常法，不宜輕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圉無事。中山王亦享富貴令名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永遠矣’”　。

朝廷常常命令邊將派人出境巡邏偵察。比如永樂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備禦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五千人，馬千五百匹巡邏迤北”　。永樂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壽等率騎兵由槍桿嶺出雲州北行，與武城侯王聰等會兵覘虜兵。各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馬五匹，以備馳報”　。永樂四年六月戊辰，“敕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歸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虜俟冬欲南來圓山孳牧，爾宜嚴固邊防。待九月盡，令郭大都為鄉導，遣精騎出塞覘之’”　。

沿邊駐軍，除保護邊內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還負擔著屯田的任務。足食足兵，是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國時，朱元璋就重視屯田。後來，朱元璋曾對馮勝、傅友德說：“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　永樂時期，屯田有了新的發展。永樂三年朱棣敕諭說：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養的道理，只要使平民豐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著太祖高皇帝時，都著他耕種自食，又積贊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飢窘，這個辦法甚是兩便……因此上著恁每官軍，依著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每一都司撥旗軍十一名種樣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種，攢下糧食，官府起蓋倉廩替恁收藏起來。

朱棣稱此為“且耕且戰”。永樂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揮司：‘方春時和，邊民皆務耕種，虜或乘時侵掠，民不得盡力畎畝，宜嚴兵以備。寇至則捕擊，無事則歸屯，慎守疆場，訓練士卒，且耕且戰，爾其慎之！”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興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製’”　。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軍糧供給，減輕了軍民■運的負擔。關於永樂時期的屯田，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軍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贅言了。

楊榮詩句：“關塞有兵嚴號令，屯營無事樂耕耘”　，“猛士防邊嚴警柝，行人駐馬聽泉聲”　。正是永樂時期邊關情況的真實寫照。

2．內徒邊民，燒荒防秋

內遷邊境蒙漢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後來韃靼、瓦剌侵擾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軍北上，長城內外蒙漢居民大批降附。其時故元政權退居塞外，時窺中原，如何處置邊境降民，關係到明政權的鞏固。洪武四年，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奏：“山後順寧等州之民，密邇虜境，雖已招集來歸，未見安土樂生。恐其久而離散，已令都指揮使潘敬、左傳、高顯徙順寧、宜興州沿邊之民，皆入北平州縣屯戍，仍以其舊部將校撫綏安輯之。”　明人尹耕說：“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因而“部徙吏民於內郡”　。明軍初定天下，無力控制邊外之民，又要防止其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舉。從洪武四年起，陸續將邊地居民大量遷往內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後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東騰、豆州、雲內等州縣民；十一月徙綏德、慶陽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張對歸附的蒙漢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說：“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