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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邊境地區的經濟開發,固然不能資敵,但也不能資己之軍國之用。從長遠觀點看,這種做法是失策的。另外,當明軍出塞征討時,既無耳目嚮導,也無居民協助。大軍糧餉,徒靠內地人民馱角饋運,行動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丘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廓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軍,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朱棣即位後,數次北征,迄無成功,與此不無關係。
另外,由於蒙族人民與中原經濟聯絡的切斷,他們失掉了許多生活用品的生產手段和來源;又由於與明朝處於對立地位,貿易關係不能正常地發展,為了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他們不得不南下搶掠。如果說永樂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復中原的能力和企圖的話,那麼永樂以後,他們的南下主要是為了滿足其經濟需要,定期的搶掠成了他們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帶上了季節性的規律。每當“首春氣和,堅冰漸薄,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馳”,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經營牧畜,明軍則得以喘息:“解甲以候薰風,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來,百草結籽,馬肥弓勁,正是蒙古入掠之時,此時明軍則“控弦執矢,觀釁而動”。這就是所謂“防秋” 。秋天正值內地收穫,蒙古人多於此時南下因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