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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及一班國民黨元老，原來便已對客共一舉，不以為然；由於受張作霖的堅決反共態度，認為容共為南北統一的一大障礙，因而決定反共清黨。張作霖這次願意交出政權，就是認同清黨以後的國民黨的一種表示。張學良認為東北服從中央，至少在他個人無悖於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決，不必與林久治郎爭辯，妄言妄聽，一笑而已。
倒是最後一句話，張學良頗有警惕，而且覺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內部，東北上下一致，全體擁護；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軍閥、政府甚至張家的顧問，對於誰應繼承張作霖，有不同的意見，松井七夫看中楊宇霆；齊騰恆看中張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張景惠。主張維持張學良的，只有一個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不過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動不如一靜；張學良的地位，眼前還不致受到威脅，長此以往，就很難說了。
由於有這樣的警覺，張學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來自日本的壓力，應該是他今後需要格外著力的問題。
痛定思痛，張學良很想找出父難的真相。家人及親信僚屬，私下談論，都懷疑楊宇霆、常蔭槐及町野武馬等少數人，事先已有所聞。町野武馬事先曾有建議，專車最好在白晝行駛，而且自願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車了；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物件，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預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訊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蔭槐，偏偏會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車；可能連出事的地點，都已前知，但沒有證據，無奈其何。
但真相終於漸澆揭露了。原來當六月四日出事以後，有個浴室老闆，偶爾去看熱鬧；發現其中兩具屍體，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劉戴明帶來的三個客人中的兩個。像這種身分的人，常是日本憲兵的“線民”，他們向瀋陽憲兵隊密報。使得張作霖死於關東軍之手的訊息，因而流傳於東京政要之間。
不久，東京的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個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訴，評他的親戚安達隆盛，受河本大作之託，找到劉戴明為他“辦事”，言明酬金兩萬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後對餘款概不認帳，使得他很難對劉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麼糾紛，安達隆盛表示不負責任。
小川便將這話轉告了田中首相；未幾元老西園寺公爵也知道了這件事，便將田中義一找了去說，倘或劉戴明為張學良所捕，供出實情，醜事暴露，與日本的顏面有關。好在南滿路的經費很寬裕，趕緊給了人家吧！
劉戴明終於收到了應得的血腥錢，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連去開“燕子窠”，其後不知所終；想來亦是被日本憲兵殺之滅口了。
由於林久治郎想阻止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交涉無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權助出馬；此人在戊戌政變時期，當過駐華公使，新近奉派為日本駐法大使，以弔喪特使的名義，到達瀋陽，跟張學良展開密談。林權助倚者賣老，談話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脅性的警告，說東三省如果率爾易幟，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動的最大決心。
“我是中國人，”張學良答覆他說：“自然要以中國人的立場，作為看問題的出發點。我願意跟國民政府妥協，無非是為了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勸告，我願意考慮，不過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這個問題的最後解決，以東三省民意為依歸。”他停了一下又說：“就國際關係而言，想來日本是文明國家，不至於冒干涉他國內政的大不韙。再者，日本為什麼屢次以強硬態度來威脅我，我實在不明白。”
“日本對這方面，已有決心；即使冒干涉內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權助催促著說：“希望貴總司令從速下定決心。”
“不行！”張學良毫不屈服，“我的決心，以東三省民意為定；我決不會違反東三省的民意；也決不能不講是非。”
此時陪同林權助來的一名日本少將，插嘴說道：“現在不是談是非的時候。田中首相的決心，就是是非的標準。貴總司令如果不能依從田中首相的決心，東三省將有重大事故發生。”
這是相當明顯的威脅，如果態度過於強硬，“濟南慘案”將復見於瀋陽；因此，張學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