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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來的張騫變成了蔡。此舉很可能是因為張騫其名，非常容易被混同為漢武帝時期的那位外交家。據後期的《魏書·釋老志》記載，使者們還帶回了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外國僧人，其中竺法蘭，很可能是古印度人。這兩位來自異國的僧人在洛陽定居下來，翻譯了包括《四十二章經》在內的多部經典。另外，使者們還帶回了傳說為優填王①繪製的釋迦牟尼畫像。這個說法顯然有問題。佛陀在世時，佛教沒有繪製和塑造佛像的習俗，佛教造像開始於公元1世紀希臘人統治的犍陀羅地區，那已經是釋迦牟尼滅度四五百年後的事情了。所以，與釋迦牟尼同時代的優填王，不太可能創風俗之先，破壞當時的習慣，破例為釋迦牟尼繪製畫像。沒有任何證據使我們相信釋迦牟尼時期直至他滅度後將近5個世紀裡，有任何人為他進行過平面或是立體的造像活動。但是，明帝時西域及北印度已經開始出現繪製、雕塑佛像的活動，所以使者們帶回佛陀畫像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畫像的繪製年代和作者可能有偽託之嫌。
其實，佛教傳入的具體時間，很難以某個事件作為標誌。比如，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絕不會因為他的一個夢。加上他的異母兄弟——從小與他一起長大、關係密切的楚王劉英，已經在他的封地，聚集了諸多的“方士”、“沙門”，甚至還有“居士”，把黃老、浮屠放在一個祭祠中，接受王國貴族們的祭祀，這種儀式一直沒有停止過。所以，此時的明帝也不可能對佛教一無所知。更何況，明帝對於兄弟的這一舉動，曾給予了相當熱情的支援。
可見，此時的佛教作為被當時中國人誤解的一種外來的“方術”，已經開始大行其道了。所以無論伊存授經或明帝求法，都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佛教傳入的開始。
換一個角度，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官方轉到民間，可能會尋找到一些佛教東傳的蛛絲馬跡。我們注意到，漢武帝開通西域以來，漢地與西域之間的商業往來就沒有停止過。隨著商業的交往，西域的一些“胡人”們大量來到漢地常住，甚至定居。有的經過兩三代後開始漢化，逐漸與漢人融為一體。還有，就是一些來自西域各國的使節，他們以官方外交使節的身份長期居住在漢帝國的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實際上，漢帝國與西域各國互派使節，從漢武帝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使節們可能承擔著外交和商務的雙重使命。這些代表西域各國的使節們和來自他們本國的僑民們，很快形成一個鬆散的團體。一開始，他們很可能有自己獨立的生活區域。佛教作為他們國家和民族的信仰①被一同帶進漢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最初，由於語言的障礙，佛教一開始只能在他們特定的範圍內流傳，與漢人幾乎是絕緣的。但隨著他們與漢人交往的加深，佛教開始引起漢人的注意。此時，這些來自胡人的佛教團體，也開始供奉佛像②，這很可能使當時供奉神（黃老）像的中國人產生誤解，認為這位胡神（釋迦牟尼）與黃老類似，佛教也就等同於黃老祭祀。慢慢地，在與這些胡人深入交往後，他們也從胡人那裡請來佛像，並把它與黃老諸像擺在一起，按照中國人熟悉的方式進行祭祀。如果這種推測能夠成立的話，佛教最早是由西域胡人透過民間傳入中國也就不是沒有可能。那麼佛像早於佛教經典被中國人接受，也就順理成章了。
談到這裡，我們不妨簡單盤點一下印度佛教在釋迦牟尼滅度後所發生的變化。我們知道，佛陀去世200多年後，阿育王開始向周邊國家推廣佛教。其中北傳的一路，在公元1世紀左右開始在犍陀羅地區（現在的阿富汗）為釋迦牟尼造像。在以後的幾個世紀裡，造像運動開始影響到整個佛教地區。到了這個時候，佛教一改原來供奉舍利、足印等原始的崇拜方式，將佛像當做崇拜物件，加以供奉。
釋迦牟尼時期，弟子們對他的禮節非常簡單，頂禮佛足就可以了。所謂頂禮佛足，就是用自己的頭碰一下釋迦牟尼的足（有說親吻佛足），以表達弟子們對導師實踐佛法所得成就的尊重。後來，有些不易見到釋迦牟尼的弟子，為了表示對導師的尊敬，就頂禮他所踏過的足印。
皇帝夢中的“金人”（3）
佛陀滅度後，人們按照印度傳統的習慣，建堵波（舍利塔）供奉佛骨舍利，也會將他所踏過的足印（或是象徵佛足印記的石雕）進行供奉。到了後來，精美的佛像因能自然喚起信徒們面見“真佛”的慾望而快速盛行起來。此時，由於受希臘化宗教的影響，崇拜形式完全有可能產生一些變化。
佛像初到中國，國人對佛教的根本精神一無所知，所以，按中國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黃老、孔孟之像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