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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降低，使得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轉向民間，他們的“技術”，成為低階百姓們聊以自慰的奢侈品。同時民間的很多人，見到這一行業有利可圖，也混跡其中，使得本有的一點點“專業含量”大打折扣。
秦、漢之際，這些已經衰落的“巫術”，卻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們的注意。它被用來與陰陽五行等學說進行了理論上的結合，成為詮釋神秘思想的一種“技術”性的方法。這種比虛玄的理論更能說明問題的“技術”性表演，給這些思想家想要推論的內容，提供了一些表象的佐證。於是，他們順藤摸瓜，將這些深藏於民間的“巫術”重新發掘出來。
悠遠的傳承（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早些時候，“陰陽五行”的古老學說已經與春秋時期發展起來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觀念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理論。到了漢代，這一理論成為對萬事萬物，包括宇宙、人生、社會、政治等一切現象進行解釋的唯一權威理論。這種學說最初的出現，的確是一大創舉：它巧妙利用抽象歸納的方法論，對世間繁複的事物進行歸納總結，得出規律性的結論，其特點是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但不幸的是，這種學說後來也被髮展成一套死板、僵硬的套路，甚至淪為一套一成不變的公式，使得後來的許多思想家在得益於這種學說的同時也被禁錮其中。比如，漢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依靠這套思想體系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儒學系統，同時也是這套方法論，使他的學說最終走向了一個難以突破的“死迴圈”。
此時的“巫術方技”，由於得益於這套系統的理論支援，很快得到諸家學者們的共同創新。之後，這些遠古流傳下來的“方術”，又被恭恭敬敬地請回國家政治中心的“大舞臺”，再次成為政治運作必不可少的附屬品。不僅如此，改造與創新這些“方術”，自然也成為這個時期建立政治新秩序的一項重要工作。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派儒家們，開始創新宗廟祭祀系統，並希求透過對以往宗廟祭祀的種種改造，促使國家風調雨順、政治昌明、國祚長久。其實，這些方術的實施“技術”，與從前傳統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不同的是，創新後的整個祭祀儀式，完全按照“陰陽五行”的原則進行了嚴格地秩序性規範。其實這種“秩序性”，不僅在“方術”方面，在董老夫子的所有學說中，也都曾被毫不含糊地被加以強調。
當然，我們還是把考察的重點，放在與“方術”相關的問題上。我們來看一看董氏創造的“求雨儀式”。這位董老爺子堅信，想讓“老天爺”下雨，必須透過一系列針對“天地鬼神”的祭祀儀式才能達到目的。其實，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方術”，但此時經過董氏等人按照“陰陽五行”觀念進行改造後，面目煥然一新。據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一章記載，這套儀式因時令的不同，按照陰陽五行的“公式”選擇不同日期、使用不同的祭器、借用不同的犧牲、採取不同的方法來進行。比如：春旱求雨，家人要祀戶，而夏季求雨，家人則要祀灶；春旱求雨，在城東門外設壇，而夏季設壇則在南門以外；春旱求雨，以生魚8條作為祭品，夏季則以7只紅顏色的公雞做祭品；此外，前者選擇兒童8人作為侍者，後者則選擇壯者7人，等等。這些，都是根據“陰陽五行”的配物原理進行設計的。
這套被嚴格規範出來的“方術”，到了漢末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受到了挑戰，思想界的微妙變化，使得“方術”開始逐漸走向自由化。在這段時間裡，中國人土產的“方術”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五花八門，種類之多、功能之全均令人瞠目，如若當時有類似《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之類的書，這一紀錄肯定會被大書一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隨後來自西域和印度的“方術”，也被中國人快速地吸收、融化，更豐富了這個如同“萬花筒”一般的行業。同時，這口色彩濃重的“方術”大染缸，也使之後來自西域、印度的佛教，不得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浸泡，而部分喪失了其本來的色彩。
現在就讓我們大概盤點一下這一時期流行於宮廷與民間的各類方術吧。
“星佔”，是一種古老的方術，施術者首先應該是一位星象學家，他必須不停地對天空進行觀察，隨時監視著那些可疑星宿的運動狀態，因為那些異常的運動很可能會預示著人間的吉凶禍福。透過觀察星象的變化以對應或附會人事，雖然是附會之舉，但卻有一定的“專業技術含量”。據說，史前時代的巫師們就已經掌握了這種“技術”，並透過觀察天象來預測世事。據《晉書·天文志》記載，這種“觀象察法”的方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