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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和它的盟國一樣,它只得到它想要的東西的一小部分。
四人會議(3)
然而,有一次比利時人在巴黎顯露了談判技巧。他們聲稱不在和約上簽字的威脅來得恰是時候。當時義大利退出和會,日本的要求遭遇嚴重危機,德國代表也在那天抵達,但條款還未最後敲定。更令人擔憂的是,混亂的和會能讓他們簽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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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退出(1)
4月20日,比利時最後通牒發出前九天,弗朗西絲·史蒂文森站在勞合·喬治位於尼托特大街的公寓的窗前向威爾遜的房間張望,看四人會議緊急會議是否還在繼續。那天是復活節,春光明媚,勞合·喬治答應她一起去野炊。“突然,奧蘭多出現在窗前,趴在欄杆上,雙手抱頭。他看起來像在哭,但我覺得不可能,直到我看見他拿出手絹擦眼睛和臉頰才敢確信。”站在她旁邊的勞合·喬治的貼身男僕大叫:“他們對這個可憐的老人做了什麼?”屋裡,克雷孟梭冷冷地觀望。那個英國人被嚇呆了;漢克說如果是他兒子,他一定會因在大庭廣眾之下如此出醜而打他。只有威爾遜走過去安慰義大利總理,鑑於美國人和義大利人之間的仇恨,這的確是慷慨之舉。
和會最嚴重的爭端剛剛到達敏感期,發生的時間再糟糕不過了。由於德國代表即將抵達巴黎,在他們面前表現出調停人的團結一致非常重要。雖然,義大利在和會的要求涉及三個方面——非洲、中東和歐洲——但真正引起問題的是亞得里亞海地區,尤其是阜姆港口。爭吵既關乎領土也關乎原則,因為義大利人希望得到舊原則許諾他們的一切,但美國人堅決主張用新原則。同時,還有威爾遜和義大利人性格方面的衝突,尤其是和其外交部長桑理諾。正如美國人輕蔑地說,這是關於和談究竟是分贓還是基於民族因素劃分國界的問題。威爾遜根據原則選擇了立場,因為義大利的要求已經在英法秘密簽訂的《倫敦條約》(他很厭惡該條約)下得到了滿足,而該地區的居民也主要是斯拉夫人(違背自決原則)。
奧蘭多希望避免正面對抗。但是,他沒有意識到威爾遜不僅僅是普通的政治家,1918年的世界和1914年相比已經大不一樣了。奧蘭多是黑暗的義大利政界的產物,他能上臺完全是由於交易、貓膩和贊助人的幫助。他是西西里島人,律師出身,認為所有困難都可以用正確的言語解決。他對祖國和家庭引以為豪,在巴黎時,他對同桌的美國人吹噓他在31個月內創造了三個孩子,不可能再快了。尼科爾森有偏見地認為他“軟弱無力,優柔寡斷”,但當義大利麵臨挫折失敗時,他卻使它緊密團結在一起。
戰前,義大利社會已經明顯分化:北部是繁榮的工業區,南部是傳統的農業區,而戰爭使形勢更加緊張。19世紀60年代發下的統一的偉大誓言還沒有實現。義大利經濟增長緩慢,對外國事務的干涉使它窘迫不堪,並且因1896年在阿杜瓦之戰中被衣索比亞打敗而備受羞辱。和德國一樣,其政治體系也有很多敵人:不接受新政府的天主教堂,對在現存體系內改革已經絕望的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或渴望衝破腐敗無聊的政界束縛的右翼民族主義者。
戰爭期間,強國中最窮的義大利只得超前消費。到1919年,它共欠盟國7億英鎊,戰時通貨膨脹比除俄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高。在抵抗奧匈帝國的前線,指揮不良、裝置落後的義大利士兵在向阿爾卑斯山脈攀登途中死傷慘重。1917年,軍隊在卡波雷託潰敗;為此義大利人責備將軍以及國家體制。到1918年,50多萬人喪生,重傷人數更多。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殘缺的勝利”這個後來非常流行的片語已經開始出現在義大利,有關革命的討論也隨處可聞。
由於自由黨人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不再支援政府,奧蘭多不得不越發依靠右傾的民族主義者。他急需在巴黎贏得勝利或勝利的曙光。如果桑理諾及其保守黨朋友堅持《倫敦條約》,他們就能得到;如果一些民族主義者想得到比許諾給義大利的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地區更多的領土,如阜姆,也是可能實現的。他甚至可以透過談論對散居國外的義大利人(但不包括將受義大利統治的德國人和斯拉夫人)施行威爾遜的自決原則而贏得自由黨的支援。奧蘭多提出一個受民族主義者歡迎的方案,但卻惹惱了盟國:“《倫敦條約》和阜姆。”當阜姆問題變得對義大利民族主義者而言關乎生死,對威爾遜也異常關鍵時,奧蘭多和其他人一樣驚訝不已。
義大利代表團另一個強悍人物桑理諾支援《倫敦條約》(畢竟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