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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是他參與談判的），但對阜姆沒有興趣。勞合·喬治認為：“他明白事理，不想為了蠅頭小利而犧牲更多。”然而，他將對義大利在巴黎的災難性外交負全部責任。奧蘭多得以逃避責任，部分是因為他的英文沒有桑理諾好。另外，如勞合·喬治所說：“他性格和藹，和他打交道令人非常愉快。”他還錯誤地斷言，“他和威爾遜總統之間沒有觀點和原則上的本質分歧。”奧蘭多也極受美國人歡迎，豪斯寫信給威爾遜說：“如果奧蘭多在的話，我想我可以有所作為，但桑理諾簡直無藥可救。”相反，桑理諾“陰沉嚴厲，剛硬死板，很難對付”。他言語不雅，在巴黎幾乎沒有朋友。
1919年，西德尼·桑理諾已經七十出頭了。他一頭蓬亂的白髮，鬍鬚無力地下垂，突出的眉毛下嵌著一雙凹陷的眼睛，表情非常嚴肅，看上去是個典型的義大利保守派政治家和傳統的歐洲政客。實際上，還遠不止這些：在天主教佔多數的國家，他信仰新教；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滿腔熱情地寫下有關但丁的比阿特麗斯（《神曲》中的人物——譯註）的文章；同時也是傑出的雄辯家。他出生在埃及，父親是義大利猶太商人，母親是愛爾蘭人，因此，桑理諾是以一個外人的身份闖入義大利政界核心的。他是守舊的自由黨人，並持續右傾。雖然他立志幫助群眾，但卻不相信他們的自助能力。戰前，他兩次擔任總理，因為誠實、無私，甚至贏得了敵人的尊重。1914年，他當選為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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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退出（2）
一個不是敵人的人說，他因自己與眾不同而非常自豪：“戰前，當我還是個年輕的外交官時，我經常在他位於圖拉真廣場附近的漂亮房子裡見到他，但我不喜歡他高傲的姿態。”然而，桑理諾也有另外一面，年輕時，他也深深地愛過，但是沒有結果。他在日記中寫道：“誰能夠愛上像我這麼一個毫無外表和人格魅力的人呢？”“我會為感情付出一切！只有感情才能減輕那毀滅我、讓我令人討厭並使我無法長期從事嚴肅事業的黑熱病。”當巴黎談判進展不順時，他對秘書說他感覺身體不適。
桑理諾對國際關係的看法與俾斯麥相同，他覺得國際關係就是權力。正如另一位義大利外交部長所說，國家都受“神聖的自我主義”驅使。作為一名義大利民族主義者，桑理諾希望祖國安全；對他來說，這意味著土地、聯盟、交易、結交朋友和反對潛在敵人。他一向認為談判徒勞無功。一次，克雷孟梭責備他“太忠實於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了，沒有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對於國際關係，桑理諾不相信原則、道德和公開，而且沒有意識到其他人相信這些。雖然是在1919年，但他的行為方式卻和在維也納會議上一樣，他對世界上的希望和感情幾乎沒有什麼概念。
戰爭爆發時，義大利與舊敵奧匈帝國和德國結盟。桑理諾和少數同胞一起有意倒向同盟國一邊，他設想他們會贏，非常合理的設想。無論如何，他希望歐洲由保守勢力主宰，但大部分義大利人主張中立。直到戰爭持續不停時，主張中立的人——主要是保守派及部分激進的左派，與越來越多的要求加入協約國一方的人的分歧才變得明顯。第二群人是個奇怪的組合——自由黨人、共和黨人還有社會主義者和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這些人對義大利的戰爭目標意見不一。三思之後，桑理諾認為加入協約國是義大利的最佳選擇。
他之所以改變主意是因為這才是理智之舉。他不希望奧匈帝國完全被毀；實際上，他從未想過它會滅亡。他對同盟國沒有特別的憎惡之情；他最終決定加入協約國是因為那樣義大利才能得到想要的領土。他經常把義大利戰爭與大戰區別開，正如他1917年所說：“若要保證持久和平，義大利必須有安全的國境——這是它完全獨立不可或缺的條件。”1918年，威爾遜宣佈十四點原則後不久，桑理諾尖銳地說：“他們密謀策劃了一場外國宣傳運動，影射義大利推行殖民主義，反對民主、反對民族主義等等，但這純屬捏造。”相反，義大利對奧匈帝國領土的索求牢固地建立在“民族和陸海合法防衛”的基礎上。他說，義大利渴望與南斯拉夫鄰邦友好相處。
戰爭期間，協約國許諾幫助義大利實現其國家夢想，正如流行於義大利的口號所呼籲的，索要位於一直受奧匈帝國威脅的東北國界對面的從特蘭託到的裡雅斯特的領土。但1915年簽訂《倫敦條約》時，英法給了它更多：奧匈帝國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島嶼和一塊達爾馬提亞領土，阿爾巴尼亞的法羅拉港口（義大利法羅拉）及其中部的一個保護國，小亞細亞沿岸的多德卡尼斯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