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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但真正發展到空前激烈，以致成為明亡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是從萬曆開始的。什麼東林黨、浙黨、昆黨、宣黨、齊黨、楚黨，等等，不管其中水分有多大，是否就不如*專制，如果不加以很好的制衡，黨爭權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肯定不利於帝國之發展。萬曆長期對朝政的不聞不問，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這一步的到來。
不過，因此就對萬曆過於苛責，甚至把明亡的罪魁禍首這頂帽子安到他的頭上，就有點與事實不符了。其實萬曆深居內宮不上朝，並非不過問政事，相反他透過批閱奏疏、釋出諭旨的方式，始終把國之要務牢控在手。三大徵便是一個明證，那時他已開始不臨朝了，但戰爭的每一個程序，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重大的決策更是他最後拍板的，大體上也還都不錯。比如將帥的任用，除了援朝之役明軍後期統帥楊鎬值得商榷外，其餘皆是一時之選。李如松、劉綎等建立大功，都離不開他的慧眼識人。以後要講的遼東邊事，也同樣如此，無論對李成梁，還是熊廷弼，他都給予了最充分的信任。
至於被後世認為導致明亡主因的“三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加派，也因遼餉起於萬曆，讓他倒了黴，遭到一片罵聲。其實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僅在最後兩年（1618年起）女真崛起侵擾遼東時，需要鞏固國防才加派了遼餉，而那整體上依然趕不上被宣揚成不斷減輕民眾負擔的大清稅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