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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屬四川。隆慶五年（1571）承襲的楊應龍，驕橫跋扈，藐視朝廷，儼然一方土皇帝。萬曆十七年（1589），部屬告其謀反，自此朝廷撫戰相間，問題卻一直未決。朝鮮之役結束後，萬曆遂於二十八年（1600）初，發大兵二十餘萬往徵，歷時近四個月，斬敵二萬餘，擊滅之，朝戰歸來的劉綎功績最著。三十一年（1603），明廷在播州改土歸流，“悉天下全力，平二千里，為國家闢土開疆，此盛事也”（談遷《國榷》）。
嗚呼！帝國能在八年間（1592—1600），連續進行四次大規模軍事動員與作戰（朝鮮戰爭可算兩次），一次十萬以上，另一次竟達二十萬，怎不讓人嘖嘖稱歎？又不是遊牧民族，說打仗民眾一上馬就OK了，怎麼也不像是即將沒落的樣子呀？當人類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十七世紀來臨時，大明乍一看依然是以東亞超級帝國之雄姿迎接它的到來的。登臨絕頂上，一覽眾山小，試問周邊還有誰能撼動它的地位？
可再細觀，原來這龐然大物，縱不是泥足巨人，也是有點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先說大勢，帝國曆經前期的短暫騰飛後，各種主客觀因素交集下，並未如所願般直衝雲霄，相反，還沒達到成宣時期的高度便已開始再次滑落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問題，有歷史遺留的，也有新近產生的，竟也越來越向嚴重化邁進。就是那萬曆三大徵，表面光鮮的背後，危機也已然潛藏。
其實三大徵很是參差不齊，相較朝鮮之役，其他兩戰對手遠遜。尤其寧夏一戰，叛軍力量實際很小，幾千人而已，明廷卻調動幾萬大軍，且有李如松、麻貴（打敗蒙古套騎一戰功績大）所率的精銳參與，方才搞定。播州也是，面對一個地方土司，再強又能強到哪裡去？前後撫戰竟也折騰了十幾年！如此取勝又何足大喜？
規模影響最大之朝戰呢？明軍可謂精銳盡出，李如松、麻貴、劉綎等皆當朝頂尖大將，最終也未能完全靠自身力量取得勝利，要不是人家豐臣秀吉死了，這仗還有的打呢。軍隊戰鬥力不能不讓人擔憂啊，北方傳統遊牧勁敵一旦再起怎麼辦？
何況這仗來得也不是時候，雖說都是必須要打的，也體現了萬曆一朝的功業，但在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就要到來之際，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卻先來了個空前大消耗，這個損失也確實太大了。
單說一個財字，《明史》記載：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萬曆前期積累的財富就這樣喪失幾盡，帝國元氣大傷，客觀上成為帝國滑落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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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瘋狂捧殺人
說一千，道一萬，萬曆後期沒能再攀高峰反而墜落，最大的責任還是要由萬曆朱翊鈞自己來負的。張居正改革打下了那麼好的基礎，帝國完全有實現超越成宣輝煌的可能，三大徵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打下來，其間帝國財政都未出現崇禎時那種捉襟見肘的窘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可他萬曆親政十年還沒到，諸多個人問題便已暴露無遺，其中最被詬病的就是怠於臨朝了。他竟然藏於深宮大院近三十年，不上朝，也不出宮門一步，除了內閣輔臣們偶有機會見他一面之外，就是朝堂上的官員都不給面見了；國家日常政務更是不聞不問了，甚至連部門有缺編缺額、官員需正常擢升等也都棄之一旁，隨它去了。
雖說帝國的文官組織已形成較完備的系統，即便沒有帝王的參與，首輔也能帶領大家搞好基本正常的運轉，絕不會出現崩盤的跡象，但作為一國之最高領袖，如此做派，不管什麼原因都是講不過去的，危害也是相當深遠的，特別是制度精神層面。
君臣如何能和諧共處？臣子們會怎樣對待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職責，又會有多少向上的激情與動力？說白了，長此以往，只會讓國家制度更加鬆弛，吏治更加敗壞，人才更加凋零，人心更加散亂，風氣更加不振；而這些東西日積月累，一旦由量變到質變，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有可能從根本上摧垮帝國。
更有甚者，身為一國之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國的一切還不都是他萬曆的？可他竟然還貪財！後期為聚斂財富，以致礦稅太監橫行地方長達十年，政治、經濟、民心方面的殺傷力相當之大，社會動盪也隨之加劇，湖廣、山東臨清等地民變莫不因此。
至於文官集團的黨爭，哪個時代都有，明朝也是貫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