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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真正完成了從經學到理學的轉變，其理學的思想體系才得以真正建立起來。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又號雲谷老人，別稱紫陽，微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是繼孔子、孟子之後的又一代儒學大師，其思想學說對南宋至清代700多年的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朱熹認為“理”是世界的本體，是產生物質世界的基礎。在人性論上，他強調“天理”，以達到緩解社會矛盾的目的。可以說，這是朱熹學說的核心命題。據說朱熹非常推崇堯舜禹時代，認為堯舜禹是實行“天理”的，為王道政治，而漢唐以後的帝王則行人慾，是霸道政治。
縱觀朱熹的一生，可以發現他對經學、教育學、史學、文學、樂律和自然科學等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在訓詁、考證、整理文獻資料、註釋古籍等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註釋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對儒家經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經典的普及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他的《四書集註》和朱子學的經學註釋在元代成為欽定的教科書與科考的標準。明初所修的《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朱熹的著作為主要內容的。事實上，他的《四書集註》從元到明清都是科舉考試的必讀科目。
為了推廣自己的理學，朱熹還創辦書院、制定學規、編撰教材，並以年齡、心智和理解力為標準，設辦小學和大學。所謂小學，就是打基礎階段；所謂大學，就是學習治國之道的階段。在具體的教育方法上，朱熹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重視對實際生活的體驗，從而將書本知識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 。。
第三章 齊文化與魯文化（18）
但是，任何思想學說一旦與權力靠近並被統治者利用，就會失去原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孔子及其學說就遭受了如此命運，朱熹及其學說自然也不例外。元代至清，朱熹的學說作為官方的正統意識形態存在了700多年，不但逐漸僵化並失去了生命力，還排斥其他學說，甚至出現過“以理殺人”的災難。這不得不說是理學發展的一個悲哀。
三、齊魯文化精神的近代轉變
近代中國備受列強侵辱。1860年，法國人的炮車碾過煙臺的大街；1895年，日本人在威海接受北洋水師的投降約文；1897年，德國人的鐵甲戰船駛進膠州灣……中國的政治、經濟、傳統文化逐漸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並漸漸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隨著社會形態全面而急劇的轉型，齊魯文化的精神傳統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作為齊魯文化的故鄉，一幕幕恥辱的歷史圖景使以聖人之鄉優越心理自居的山東人受到了極大挑戰，給他們帶來了深深的挫折感。齊魯儒學由此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境遇。
首先，儒學作為曾經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已經難以與變化之後的現實生活相對應。
其次，山東人的思想觀念很難適應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無法接受殖*義的文化統治。
於是，2000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信仰危機與捍衛聖賢思想的本能衝動，同時存在於人們的精神世界裡，由此形成了舊中有新、新中含舊的思想格局。於是，傅斯年等新一代山東知識分子在沒有放棄國學的情況下接受西學，甚至參與了創造現代中國新文化的過程。由此可知，他們作為新思潮的弄潮兒，已經成為以西學治國學的積極實踐者，他們的種種努力從很大程度上來講是在努力尋找傳統思想與外來學說的結合點。
“五四”運動時曾提出過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打倒孔家店”，其目的是徹底取消儒學的影響，逐漸弱化儒學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卻再一次凸顯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仰危機。
當然，在山東的老百姓中間，儒家思想並沒有突然中斷，而是以風俗的形式和在宗法秩序中得以傳承。無論是自覺的遵循，還是無意識的循規蹈矩，都顯示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巨大支配力量。
但是，外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壓迫又是無法改變的生存現實，作為社會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他們只能接受新的社會思想秩序和流行規範，以適應社會結構的鉅變。於是，以往較為煩瑣的禮教秩序得以簡化，以往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也逐漸演變為內在精神支撐的民間道德規範。
不僅如此，山東人還與其他地域人一樣，以博大的胸懷認同了京、滬文化所代表的中國新文化觀念，並逐漸滲透到山東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四、齊魯文化精神與當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