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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到齊魯經商的人不斷增加，出現了不同型別的商人，其中既有從事“坐列販賣”類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書有所記敘的大商人。比如：《史記·貨殖列傳》等史籍中記載的經營鹽業的大商賈魯人猗頓；“逐漁鹽商賈之利”的齊國人刁間；經營鐵業、販運業而“富至鉅萬”的曹邴氏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放任私營工商業發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賈大量分割國家與百姓的財富，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其對農民的瘋狂盤剝還將嚴重損害新興封建政治的統治基礎。此外，經營商業能獲得較好收益的誘惑還會使農民棄農經商，從而影響農業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因素都不利於當時的擴張戰爭。可以說，戰國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齊國逐漸走向富強，而戰國時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卻極大地削弱了齊國的綜合國力，使齊國逐漸衰退。這也從側面說明，商業文化對歷史發展的程序有著深遠的影響。
戰國、秦、漢時期，齊魯商人在長期的商業經營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包括預測分析、經營謀略、業務作風等在內的較為完善的經營之道。這些行之有效的經營方法，不僅為“當世”與後世的人們從事商業經營提供了參考與指導，還為我國古代商業經營管理理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礎，成為我國古代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必然會在思想領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種經濟思想的產生。先秦和秦漢時期，齊魯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為經濟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產生了儒家賤利貴義的義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國思想、輕薄稅斂的賦稅思想、黜奢崇儉的奢儉思想等。這些都為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構建作出了重大貢獻，使得古代齊魯商業文化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成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中的一份寶貴遺產，對我國經濟思想以至古代經濟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六節齊魯文化的深遠影響
齊魯文化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地域文化，究竟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程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很難用寥寥數語說清楚的問題。但是由於種種機緣巧合，齊魯文化在中國歷史的進展中逐漸成為中堅和主體，給中國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齊魯烙印……
一、齊魯文化與漢代經學
關於漢代經學與齊魯文化的關係，班固認為：漢代繁盛一時的經學是陰陽五行化的儒學，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自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確實與陰陽五行學說相融合了，且這種融合後的學說還為後來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齊文化與魯文化（17）
所謂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其實質是齊、魯文化一體化的產物。在先秦，齊文化和魯文化是兩個既有聯絡又相互獨立的文化系統。後來，隨著戰國時期齊魯地區政治統一程序的發展，齊、魯兩大文化系統逐漸融為一體，在學術上的主要表現就是陰陽五行學說與儒學的融合。
從學術角度來說，戰國時期的鄒衍是漢代經學的先祖，因為他曾經將“陰陽說”與“五行說”融為一體，並以“陰陽訊息”論宇宙的變化原因，以“五德終始”為宇宙的變化模式，目的就在於論證“天象”與“人事”之間的互動關係，建立無所不包的宏大體系。漢代經學的創立者董仲舒就在這個基礎上，以陰陽五行說為其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傳統的政治倫理主張，從而完成了漢代經學的理論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漢代經學的發展壯大與齊魯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沒有齊魯文化，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漢代經學。
二、從經學到理學
漢代經學注重制度名物的訓詁考證，宋代經學則注重經書的義理研求，也就是所謂的“經義”，所以宋代的經學還被稱為理學。
朱熹塑像
有學者曾經指出：理學的興起主要是為了重振士人的“道統”，也就是認為自家哲學接續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陸王（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他們最為重視的儒家經典是《周易》和《四書》。
理學家從建立儒家心性哲學著眼，注重理、心、性、氣等心性論範疇的闡釋。他們講“體認天理”、“發明本心”、“致良知”，本意都在指示意義的源頭，以便實現一種內在的超越。
對理學的發展與完善，貢獻最大的當屬南宋時期的朱熹。他對儒學的突出貢獻不在於創造，而在於總結和綜合，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