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百年的新疆探險史: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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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五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張匡鄴，大傳閣下謹宜。

我們知道，張匡鄴是後晉派赴于闐的“特命全權大使”。張匡鄴的出使，是涉及中原與西域聯絡的大事，而三界寺圖書館，一個純宗教性質的藏書庫，竟然出現了他的全銜名諱，這不是意味深長的嗎？當然，敦煌文獻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闐文、漢文世俗文書，都是作為寫經紙的紙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從哪兒獲得這些有關於闐王國的檔案，而取作“廢紙”，再用來寫經文呢？

當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許在五代末、宋初（李聖天在位時）的一個時期之內，為于闐僧人住持，或成為于闐國在敦煌的產業，這絕不可能有多長時間。在大多數的年代，三界寺與于闐國並無直接關係。

如果我的看法能夠成立，那麼，歷史之謎的謎底應該是：由於于闐王國在滅法戰爭中處於劣勢，由其支援的三界寺生存困難，同時人心惶惶，封閉了圖書館甚至是停辦了寺院。後來，其僧人或是遠赴國難——另一個意義上的“勤王”，戰死在和田綠洲。或是當於闐王國滅亡之後，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歸，致使石窟一封無啟，成了古代文獻學上的一大“幸運”——把整個圖書館留給了20世紀！

總之，不管上述說法能否被證實，在佛國於闐的最後、最艱難的日子裡，與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經洞有著特殊的密切聯絡，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于闐及其滅法史，應成為敦煌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　編

輝　煌　與　寂　寞

一、經行者筆下的佛國

聊齋中的取經寓言

縱觀于闐王國長達1300年的立國史，可以說它是名副其實的佛國。作為名傳遐邇的“西天佛國”之一，于闐一直是中原僧侶路經、探訪的物件。所以，在於闐國還存在時留下過具體記載的探險家，主要是虔誠的釋子。

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有這樣一則故事：

清初，兩個來自西域的僧人，自稱經歷18個寒暑才到達東土，同行者12人，只有2個生存。問他為什麼要捨命來中原，他的回答相當耐人尋味。他說，西土相傳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華山、五臺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黃金，而觀音、文殊等菩薩還活著，就在那兒講經，凡能到達者就會立地成佛，長生不死。聽到西僧的話，蒲松齡馬上聯想到，這就像中原僧俗之嚮往“西方極樂世界”，誤傳釋迦牟尼始終在靈山雷音寺講經。“倘有西遊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當相視失笑，兩免跋矣”！這並不一定是“紀實文學”，也許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麼說，這篇題作《西僧》的故事，的確意蘊深刻，引人深思。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原釋子普遍嚮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種精神寄託，也是一種特殊的探險。　。　想看書來

二、佉盧文秘史（7）

法顯駐錫于闐：浴佛節——潑水節

比較早地到過於闐並留下經行記錄的，是南北朝時的釋子法顯。

法顯西行目的相當明確，是因為“慨（中原）律藏殘缺”而到西天——印度——“尋求戒律”，這也是此後釋子西行的基本動因。法顯是於後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時他已60多歲。他是開始探險時年齡最大的西域探險家！西域各國當中，于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闐見聞是《法顯傳》中篇幅最大的一個段落。而於闐最讓他傾心的，則是舉城出動的僧俗行像活動。為等待觀摩于闐行像，法顯在此留居了3個月。

當時于闐最著名的禪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歷經三代國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築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達25丈，除佛像，連門窗都飾以金箔，絲綢之路塔里木南道6個城邦國家的國王，都以所藏無價之寶作為王新寺供養。張廣達、榮新江所著《于闐佛寺志》指出，王新寺即《大唐西域記》及敦煌文書中的娑摩若寺。瞿摩帝寺，曾一度被誤認為就是于闐第一寺——贊摩寺。但瞿摩帝是大乘僧寺，法顯說，該寺有3000名和尚，並描寫了3000名寺僧一齊用餐的肅整有序場面。

每年的四月初八日，是如來佛生日，佛國於闐一大節日就是該天舉行的浴佛節——另一種意義上的“潑水節”。為慶祝佛生日，屆時將有盛大的行像儀式，那實際上是一次僧俗共慶的抬佛像遊行。我們此前曾介紹過佉盧文文書所記載的精絕行像儀式。與之相比，于闐行像規模、氣勢大得多。從四月初一開始，于闐各城，特別是王都，便開始打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