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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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也沒有同意過。當然，對人群中有人哄我這一點我是有準備的。不過那一天總的感覺是痛快極了。我為自己終於站出來講出心裡話感到如釋重負。晚上回家後甜甜地睡了一覺。這是我幾周以來睡的第一個好覺。

11月28日，西德總理科爾就德國統一問題提出了一項10點計劃。此後，特別是12月4日這一天在萊比錫每個星期一舉行的集會上，開始出現零星的呼籲德國統一的標語。然而那一天在東柏林，沒有人喊出這樣的口號。講演人和參加集會的群眾各自闡述了對祖國未來的不同想法和觀點，但大家有一種強烈的同舟共濟的感受。今天想來，那一天恐怕是我們憧憬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末日。此事過去5天后，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傢俱樂部正在參加《三個人》一書的討論會時，門突然被人撞開，一個小夥子喊道：“邊界開放了！”滄桑之變，竟在這一瞬間。一夜之間，我畢生獻身的世界土崩瓦解。當天晚上，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裡播放出柏林牆坍塌的畫面。這道曾鞏固了意識形態對立的混凝土屏障沒過多久淪為一塊塊碎石，被人們當做紀念品收集。從現在起，我不得不去適應一個新的世界。迄今為止，它一直是我的敵人。在這個世界裡，我成了一個陌生人，一個來自破滅了的烏托邦的逃難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備而來的，衝進我曾服務過的國家安全部內，搶走了裡面的檔案。這批材料隨後落到西德諜報機構手裡。其中部分經過精心挑選的內容被洩露給了新聞媒體。由於一般老百姓只聽說過米爾克和我，每天針對我的攻擊謾罵之聲幾乎不絕於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紅軍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庇護一事上。對於攻擊我的人來說，找不到可以證明我個人與紅軍派成員打過交道的證據無關緊要。憑我在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個部門幹過這一點就足以給我定罪。

夏天，報復空氣越來越濃。一項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諜報人員大赦的法案在波恩議會上受到阻撓，未獲透過。我毫不懷疑，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獄之時。徵求了律師和朋友的意見後，我決定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希望能夠在國外繼續想辦法保護我的老部下。他們中最後一批人於1990年4月離開國家安全部。動身前；我給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外交部長根舍及勃蘭特分別寫了信，表示決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國是我父母的祖國。經歷了海外的長期漂泊後，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長眠著我的父母和弟弟。對我來說，德國是我奮鬥過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愛過戀過的地方。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既做出過貢獻，也有過失誤，做過錯事。我在寫給聯邦檢察官馮·施塔爾的信中說：．我和東德諜報機構的其他成員參與冷戰的方式與其他諜報機構成員沒有什麼不同。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冷戰似乎還在繼續，非要決出個輸贏勝負不可。敗者的下場就是受到無情的報復。 我想清楚無誤地說明，雖然我可能會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審判的保障，我會毫不猶豫地返回德國。與此同時，我還把這一決定告訴了克格勃柏林站站長諾維科夫。他微微一笑，說克格勃已經知道西德當局企圖以免於起訴我為條件換取我向他們洩露機密，並對我拒絕合作的立場感到欣慰。他沒有透露克格勃是怎麼知道的。諾維科夫向莫斯科彙報了我們會晤的情況。幾天後，我收到他的一個口信，說任何時候我遇到危險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諾維科夫一致認為，危急關頭我和妻子自己想辦法逃離德國，以避免造成蘇聯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時，我可以撥一個秘密電話號碼，克格勃會助我們一臂之力。事到如今，這已是我們能夠指望的最大協助了。我當時仍心存一線希望，在歐洲避上幾個星期的風頭後，待德國國內的迫害浪潮平息下來即可回國。

9月28日，距德國統一還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點好行裝，動身去奧地利。我們持的是真護照，開的也是自己的車。我可不想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違法行為被人抓住，因此出國旅行從來不持假證件。我們像夏末去山區度假的旅遊者一樣，駕車駛向德奧邊界。邊防警察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我倆的證件，揮手放行。待車子駛到警察視線之外後我停下車，與安德烈姬緊緊擁抱，好似一對寄宿學校逃學的頑童。

隨後的兩個月裡，我和安德烈啞開車在奧地利鄉村轉來轉去，專揀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間住宿。有時，奧地利左派圈子裡的老朋友請我們住在他們家裡。我和安德烈婭都沒有化裝。10月3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