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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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德國的訊息傳出後，各家報紙的頭版經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說，旅館大廳和服務檯都擺放著這些報紙。奇怪的是，似乎沒人想到我就是這個失蹤的“頭號通緝犯”。有幾次安德烈婭注意到有人仔細打量我，或有人小聲驚歎。這種時候，我們便立即轉移他處。這段經歷極不尋常，既讓人提心吊膽，又其樂無窮。說來也怪，我竟有一種返老還童的感覺。不過我深知我倆不可能像美國的邦妮和克萊德這一對年輕罪犯一樣永遠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們想再試試能否去以色列，但沒有結果。以色列人曾許諾過給我簽證，可到了維也納後又杏無音訊。我不想為了拿到以色列簽證在奧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報》報社邀請我與一批摩薩德的退休官員會面並會見前總理沙米爾）。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婭在下榻的一個奧地利村子吃晚飯。望著她那張楚楚動人又憂心忡忡的臉，我意識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國這一條路了。我當時仍抱有一線希望，戈爾巴喬夫會在他的朋友科爾面前為我們求情。我在奧地利給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信，但一直沒有迴音。1990年11月，我翻出逃離德國前克格勃在柏林給我的那個秘密電話號碼，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個俄國人。我按事先約定好的暗語告訴他，需要克格勃幫助的時刻已經來臨。

兩天後，一位俄國代理人在匈牙利邊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婭，開車橫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們一行三人開車經烏克蘭駛抵莫斯科。雖然渾身精疲力竭，卻有如釋重負之感。逃亡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抵達莫斯科後，舍巴爾申在位於亞塞涅沃的外國情報局總部設宴為我們接風。賓主共同舉杯，慶祝我安然脫險。然而席上的氣氛卻顯得頗為拘謹。主人為我沒有得到戈爾巴喬夫更多的幫助感到尷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沒有出面見我，只透過費林和蘇共中央向我轉達了他的問候。這位克格勃首腦告誡我不要回德國。顯然，蘇聯上層內部對我投奔蘇聯一事內心不無矛盾。一方面，出於過去的情誼，他們感到向我提供庇護義不容辭。另一方面，又不想張揚此事，以免損害與波恩這一更重要的關係。

一向對我有求必應的莫斯科各部門開始給我吃閉門羹。或者說，按照俄國人的慣常做法，對我的請求不置可否。有生以來我還是頭一次在蘇聯受冷遇。為了寫這本書，我需要查閱一些舊日的北約檔案。這批檔案當初還是我手下的間諜搞到的，並由我轉交給莫斯科。到頭來這批檔案我連個影也沒看到。當然，俄國人並沒有一口回絕我的請求，只是婉轉地告訴我說，“出於技術上的原因”，無法拿到當初我親手交給莫斯科的這批檔案。

逗留蘇聯期間，我竭力為以前的老部下、間諜和我本人尋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幫助。此外，還走訪了青年時代的老朋友，併為撰寫一本烹調書收集俄國菜譜。我兒子薩沙當時由安德烈婭與前夫生的女兒照管。他也不時過來看望我們。

一直到1991年8月，我們在莫斯科過得十分愜意。然而我極其思念在德國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們中間。留在蘇聯意味著隱姓埋名了此一生，與流亡者沒什麼兩樣。入夏，蘇共中央邀請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濱雅爾塔專供要人住的一棟別墅度假。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也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度假。這是他作為蘇聯領導人度過的最後一個假日。正是在這裡，一個由部分政治局委員組成的代表團不期而至，向戈爾巴喬夫宣佈免除他的一切職務。策劃這場政變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c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腦。可我萬萬沒想到像他這樣的聰明人居然會捲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動之中。無需是諜報首腦即可一眼看出，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鬧劇。政變的失敗意味著我已山窮水盡。在此之前，我的律師曾兩次找到我，商討返回德國的時機。做出離開蘇聯的決定已迫在眉睫。顯然，戈爾巴喬夫在臺上的日子不多了。葉利欽很快就會大權在握。我根本不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幫助。

8月底，驚魂未定的戈爾巴喬夫返回克里姆林宮後，我約見了暫時代理克格勃首腦的舍巴爾申。名譽掃地的克留奇科夫這時已被逮捕。舍巴爾申面對形勢的驟變顯得迷惘不解。蘇聯國內局勢亂成一團。克格勃內分裂成支援和反對政變的兩派。這種時候，他自顧尚不暇，哪裡還有心思管我？不過興許他會念及過去共事的舊情，最後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爾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國的想法。他認真聽我說完，然後兩手一攤，做了個俄國人典型的無可奈何的手勢。“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