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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肯就此罷休：
“過去幾十年裡，我們一直宣傳蘇聯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現在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怎麼跟人民交待？戈爾巴喬夫在東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說他的做法是錯誤的難以服人。受他的開放思想的影響，東德人民聯想到本國的輿論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這個問題是不會自行消失的。”
昂納克揚起下巴，倔強地說：“我永遠不會允許東德境內發生蘇聯正在發生的事。”我問他是否瞭解示威抗議的隊伍正在日益膨脹。他們得到了東柏林和萊比錫路德教會的支援。幾個月後，這批人成了東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間力量。
“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對付他們並不難。”昂納克說。
1989年3月，在東德社會動盪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個人》與讀者見面了。此前，東德政府剛剛查禁了一期蘇聯《人造衛星》雜誌。這一期上登有新近發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於是公開化了。如今東柏林反過來倒對蘇聯實行新聞檢查。
我決定利用這本書在東西德同時出版的機會公開站出來支援改革，反對病入膏盲的現政權。我表示不贊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衛星》雜誌。當西德的一位電視臺記者問我對戈爾巴喬夫怎麼看時，我回答說：“我為蘇聯有他這樣的領導人感到高興。”
第二天，我聽說我成了政治局成員在每週一次的碰頭會上討論的話題之一。米爾克打電話通知我，政治局認為我的表態是對黨的領導人的攻擊，並決定我不得在即將舉辦的萊比錫書展上就《三個人》一書接受新的採訪。借用美國政治中一種粗俗卻入木三分的說法，我在帳篷裡往外尿了一輩子後，現在開始體會到人在帳篷外往裡尿尿的滋味。我沒有去正面頂撞政治局的決定，而是繼續在全國各地巡迴推銷我的書。此時正值國內危機日益加深。人民對5月份選舉中統一社會黨靠操縱選舉程式得以繼續執政越來越反感。
當年夏天，東德人透過匈牙利新開放的邊界潮水般地湧入西德。我和其他幾位深諸國家安全部的有頭腦的同事一樣，十分擔心會爆發流血事件。醞釀了幾十年的積怨已接近沸點。我找到昂納克的當然接班人、身材結實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倫茨，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如果動用已呈如驚弓之鳥的國內安全部隊對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難免。這些部隊只從手冊上見過這種場面，根本沒有對付它的經驗。我遞給他一份備忘錄，裡面解釋了下一步應採取的步驟。克倫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這個我懂，米沙，”他說，“政治局裡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寫的這篇東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個字，第二天我這個委員就得給人櫓了。別忘了，戈爾巴喬夫在前三任總書記期間沉默寡言了幾十年才自己當上總書記的。”他的這番話與我多年前從安德羅波夫那裡聽到的如出一轍。
10月18日，昂納克和歷史上所有獨裁者一樣，在眾叛親離之後被迫下臺。沒有哪一個人出面對此承擔責任。然而如果沒有米爾克的積極參與，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是不可能被攆下臺的。克倫茨被扶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他在電視臺發表了一通不痛不癢的呼籲和解的講話。面對極其嚴峻的形勢，他顯得力不從心。
布萊希特有個精力充沛、深明大義的孫女，叫約翰娜·沙爾。她邀請我參加定於11月14日在東柏林開闊的亞歷山大廣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這是一次呼籲和平變革的集會。我深知現在已不是謹言的時候了。參加這次集會的還有作家沃爾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對派團體“新論壇”的領導人博萊和賴希。面對眼前晃動的要求結束一黨專制的標語牌海洋，我心裡明白，統一社會黨獨攬大權的末日已經來臨。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奮鬥了一生的事業就此完結。我仍然認為，如果有一個既奉行社會主義政策，又允許人民享有廣泛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及財產權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可以繼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竭力勸說參加集會的50萬人以及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的數百萬人不要使用暴力，並譴責了目前不分青紅皂白，把國家安全機構的每一位成員當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氣氛。這時，人群中開始發出噓聲。他們根本沒心思聽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將軍高談闊論什麼鬥爭要有理有節的大道理。
我不無痛苦地意識到，逃避過去是枉然的。我必須習慣為國家安全部的所作所為以及我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陰暗面承擔責任，雖然我對這類行為既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