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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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虛膽怯,步步後退。1981年12月雅魯澤爾斯基在全國實行軍管只不過延緩了局勢的惡化。
1981年,我萌發了退休的念頭。一來事業上已功成名就,二來1972年簽署的基本條約步履蹣跚,成效甚微。昂納克成了又一個死抓住權力不放的年邁領導人。有人勸我競選中央委員,繼而爭取進入政治局。然而在這種氣候下,我無意尋求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再說米爾克會不遺餘力阻擋我。我把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記裡寫道:
米爾克不明白,我對政治上的升遷已無興趣。一則這會給自己再繫上一條繩索,限制了選擇的自由。二則我們選出的權力機構徒有虛表,在裡面幹只會白白耗費精力。幹嗎還去當那個官呢?
我開始博覽群書,對各種新觀點以及對我國自稱的“當今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批評敞開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學》。魏斯在此書中夾敘夾議,回首往事的同時還剖析了斯大林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後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為《三個人》的電影或寫一部同名小說,講述童年時代他在莫斯科與弗洛赫、維克托·菲舍爾和喬治·菲舍爾結下的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30年後,4個人在美國再次重逢。康尼參加過蘇聯紅軍,日後成為著名電影導演,東德藝術學院院長。弗洛赫的父親是著名德國共產黨人,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後弗洛赫返回德國定居。1939年德蘇同盟破裂後,他參加了德國空軍,對蘇作戰。戰後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築商。喬治是美軍上尉,我猜測他也許與美國諜報機構有瓜葛。儘管3人信仰不同,經歷迥異,冷戰卻未能熄滅他們內心對童年友情的懷念。
1980年康尼著手準備拍這部電影時已身患癌症,並於1982年3月病故。現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業。每天,我攜帶他的筆記和提綱來到辦公室,一面記下我的讀後感,一面四處查詢資料。我很快感到,這項工作比繼續幹諜報這一行更有意義。以前發展新的間諜或策劃諜報活動讓我興奮異常。如今只有埋頭在這本書裡時才有這種感覺。
(我在日記裡寫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會接著康尼的劇本寫下去。他們對此充滿希望。對認識康尼的人來說,早日看到這本書乃是他們的一大心願。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時間的緊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窺探到了華沙條約組織已病入膏盲的實情。隱藏在北約組織內的頭號間諜魯普設法搞到了一份北約分析東西方在全球範圍內力量對比的報告。該報告對蘇聯體制的種種弱點以及它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裡清楚,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記憶體在的問題所做的分析相當準確。我同樣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崗岩腦袋”……對現實不滿的人送給我國年邁的領導人這一綽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變現狀。形勢似乎無可救藥地一天天惡化下去。我情緒低落消沉,深感再幹下去意思不大。
我將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見連同報告交給了米爾克。米爾克再透過克格勃頭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轉給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我們的這份“評論意見”既不能掩飾北約報告描繪的這幅黯淡圖景,又不能顯得我們在一旁看笑話。為了把握好調子,我找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訪問莫斯科的機會告訴米爾克,我已開始考慮退休。那年我滿60歲,米爾克75歲。我倆都該考慮找人接班的問題了。米爾克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不肯退讓。他沉吟了片刻後終於原則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訴我,具體退休時間要由他定。他已聽說了我打算寫完康尼開了一個頭的《三個人》劇本,嘲諷地說:“哪有諜報首腦寫劇本的!”不管怎樣,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東德社會上蔓延的不滿情緒透過國家安全部厚厚的圍牆,開始在我們內部瀰漫。國家安全部內有專供高階官員使用的桑拿浴室。在這裡說話往往更隨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兩位高階官員洗桑拿浴時,他倆流露出對莫斯科和東柏林年邁遲鈍的領導人極其失望,並透露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並非晴空萬里。契爾年科對昂納克接近科爾的舉動疑竇重重,擔心西德人想培養一種泛德意志的民族認同意識,以取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團結。1984年東德與蘇聯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晤時,契爾年科警告昂納克,這樣搞下去最後倒黴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不要忘了,東德與西德發展關係時必須把蘇聯的安全利益置於首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