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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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再次受審。他這才被迫同意出庭。當檢察官問他對多年欺騙勃蘭特作何感想時，紀堯姆平靜地回答說：“我這一生為兩個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過：馬庫斯·沃爾夫和威利·勃蘭特。”紀堯姆重提他曾把勃蘭特的挪威檔案轉交給我們時，法庭上出現了片刻的騷動。我不禁衝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和律師事先已商量好，不說任何可能對他不利或導致重新審判他的話。兩個老同事在大庭廣眾之下就此事爭吵絕非我倆所願。
鑑於勃蘭特倒臺時金克爾在內政部任職，之後又擔任過西德諜報首腦，我的辯護律師要求德國統一後任外交部長的金克爾出庭作證。金克爾在幕後參與了倒勃蘭特的卑鄙勾當。時至今日，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對我的審判中被當眾抖摟出來。我與金克爾同出生在黑欽根鎮。小鎮附近有一座霍亨索倫王朝時期修建的城堡。
我們這兩位東西德諜報機構的首腦終於在法庭上見了面。我因為幹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爾日後卻成了一位高階政治家，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受到歡迎。至於他過去幹過諜報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在乎。金克爾的助手事先處心積慮地做出安排，確保我倆去法庭的途中不會碰上。我知道金克爾內心對我厭惡至極。世人看到我倆在法庭對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們這兩個諜報首腦從事的活動無所謂誰善誰惡。一想到此，他一定惱怒不已。為此金克爾一直拖到馬上要開庭時才露面，坐到了證人席上。對我的存在，他故意視而不見。過了片刻，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衝我點了點頭。
金克爾不過是回答了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然而我與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說是德國統一後東德人遭受的精神創傷的一個寫照。東德人過去的一生被置於檯面上，任憑拿著手術刀的西德人隨意解剖。西德教師僅憑東德教師在另一種制度下執教這一點就可以全盤否定後者，不管他多麼稱職，或是多麼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種新的說法，東德外交官因為“與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丟掉了工作。而不久前還和他們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卻繼續官運亨通。東德間諜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間諜卻在證人席上。
儘管對我提出起訴一事荒唐無比，而且不少人對起訴我的法律依據表示懷疑，法院仍於1993年12月6日對我提出起訴。叛國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決我有罪。我的律師向高階法院提出上訴。高階法院又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1995年6月，憲法法院裁決，不得以叛國或從事諜報活動的罪名起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諜報官員。1995年10月18日，聯邦高階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師的上訴，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結論，把此案退回給杜塞爾多夫法院。
凝視從我面前走過的昔日的特工和鼴鼠，我不禁思忖道：過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為撰寫本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試圖審視20世紀後50年的風風雨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諜報機構首腦在其中起的作用。雖然我們情報局成就卓著，仍無法挽救它為之效力的制度的滅亡。冷戰時期的一切無法以黑白畫線，只有深淺不等的灰色之分。無視這一點，就無法正確地認識過去，走向未來。正如我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
任何司法審判都無法完全揭示充滿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這段歷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會制度是烏托邦的產物。19世紀初以來，千千萬萬的人們，包括相信人類可以擺脫壓迫、剝削和戰爭的傑出的思想家，渴望實現這一理想。這一制度最終被人民所拋棄。但我仍然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去40年的歷史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西方國家也不是一切都潔白無暇。用“正義國家”和“非正義國家”這樣的陳詞劃分對立的雙方無助於正確地認識這一段歷史的鉅變。
這是不是說雙方沒有任何責任，不應受到任何指摘呢？當然不是。冷戰是一場無情的較量。雙方為了贏得勝利都犯有罪惡。如今冷戰連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物件。但我們不應忘記，實際情況從來不像雙方的宣傳機器描繪得那樣黑白分明。當代著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僅憑相對的好壞標準評價某個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為正義的使者，或斥為邪惡的化身。善惡與世上萬物一樣，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特徵、時代和主觀觀念的演變而變化。”只有用這種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從冷戰以及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訓。
第十七章 後記
在我的諜報生涯中，甜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