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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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的滋味都品嚐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訊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階諜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諜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我們在諜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蹟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諜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臺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斯大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道，而國家安全部裡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不顧周圍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諜報工作的侷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諜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諜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秘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方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諜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

在一個極權社會里，判斷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勢在必然。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內的討論常常冗長無比，而且空洞無物。國家安全部偶爾召開全體大會時，米爾克會滔滔不絕講上一大通，隨後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穢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諜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肯尼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臺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恩大使麥克爾·科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諜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子，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諜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諜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1977年，我在日記裡寫道：諜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諜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