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4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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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和律師打算透過證人的證詞以及政府檔案中的證據說明，東西德諜報人員的活動從法律意義上講沒有什麼不同。證明了這一點，檢察官審判我的主要依據……向克格勃遞送情報的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自己辯護：西德聯邦情報局也同樣賣力地向它的美國盟友……中央情報局……傳遞情報。

不幸的是，我和律師無法在法庭上做這種比較。法官裁決，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活動不屬於他的法院審理範圍之內。檢察官於是揪住一點作為指控我的主要依據：東德情報局充當了一個非正義政權的工具。他據此聲稱，我們情報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戰期間另一方諜報機構則是防禦性的，因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據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據該法，西德聲稱對前德國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杜塞爾多夫法院駁回了我的律師的申請後，我馬上決定主動承認自己有罪，以節省法院的時間。檢察官稱，我多年來一直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顯而易見，證明這一點無需任何證據或證人。首席檢察官還稱，他握有我犯罪的證據，可以證明我曾親自會見過間諜並向他們面授機宜。我不需要麻煩法院去…一調查這些會面是否屬實，因為我根本不想否認這類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諜報首腦，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報的官僚。對此我感到驕傲。

“我之所以接受審判是因為我希望生活在祖國。我尊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法律，不管我同意與否，”我向法官陳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德語裡“叛變”一詞按字面解釋是“叛國”的意思。稍有常識的人不難看出，把這個罪名安在我的頭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個國家？毋庸諱言，我當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出賣過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國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據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隨後的7個月裡，檢察官指控我親自操縱了30餘名重要的間諜。其中一些人還被傳到法庭上作證。我從而有機會再次見到並觀察許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與我共事多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倒應該感謝法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親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們不改初衷，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出庭作證的證人無奇不有。他們中既有東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經歷各不相同，向我們出賣情報的動機更是五花八門。在法庭上與加比見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進法庭時，扭過臉避免看到我。報道這次審判的新聞記者把這一舉動解釋為她與我決裂的一種表示。其實她在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加比是個極其冷靜的證人，拒絕順從檢察官的意思，把我說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透過要挾和其他高壓手段迫使婦女充當東德的間諜。她看上去因內心痛苦而面色蒼白，竭盡最後的力氣對付法官的提問。我深知這對她有多麼不容易。她和庫龍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認識到，昔日我以為情報局人員牢不可破的榮譽感沒能經受起風雲變幻的考驗。

出庭作證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這位希望利用與我們的關係促進兩德關係正常化的企業家和百萬富翁。當年西德政府認為，與東德的任何接觸都是犯罪行為。德國統一後，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見到波斯特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如今坐在證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頭白髮亂蓬蓬的，臉上鬍子拉碴。他仍主張兩德之間應該實現和解。當年他正是懷著這種願望為東德做事。他稱指控我叛國的罪名荒唐無比。

出庭作證的人中還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級羅密歐”，施勒特爾。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計謀和大膽的把戲。檢察官一一列舉了施勒特爾的成績後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上帝送給女人的禮物？”我手下的這位官員和往日一樣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邊，敬了個禮，大聲說：“將軍，在你手下幹不勝榮幸！”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紀堯姆出庭作證那一天，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從他臉上已找不到當年曾是勃蘭特左臂右膀的那個人的影子。紀堯姆被捕後在獄中度過了7個春秋。後來又犯了一次心臟病。這一切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檢察官威脅說，如果他拒絕出庭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