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43部分 (第2/4頁)

到其中一人的記者證夾在帽簷上，和《頭版》報社的記者一模一樣。他們正與美國警察交涉，要求允許他們上飛機。我暗自祈禱警方千萬不要放人上來。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天曉得東柏林會急成什麼樣。當時西方仍不知道我長什麼模樣。事後才知道，自從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這還是蘇聯飛機首次在美國本土降落。我們這架飛機的不期而至在當地引起了轟動。透過窗子我看見攝影記者打手勢讓我們衝他們揮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記者急得上竄下跳的樣子，我們不禁覺得滑稽可笑。這種時候，有點幽默感可以說是最好的夥伴了。我們幾個人開始猜測米爾克聽說他的外國諜報首腦及其他兩位高階諜報官員被困在肯尼迪機場跑道時的反應。他八成會跟蘇聯人抱怨說：“同志們，當初讓他們乘你們的飛機是為了確保此行萬無一失。現在可倒好，他們身處險境不說，簡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時分。機庫後面的高速公路上來往車輛川流不息。我開始胡思亂想起來。倘若我是一個普通乘客，抵達紐約後會是什麼樣子呢？我能憑外交護照穿過海關，然後打電話給菲希爾，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明斯嗎？在莫斯科住在阿爾巴特小區的日子裡，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親被關在法國期間，靠了明斯的幫助才得以與我們一直保持聯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盧卡斯應該也住在紐約附近。他是父親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常人皆有的輕鬆自由感。由於歷史、個人經歷和信仰方面的種種因素，我的大半生過得謹慎小心。

胡思亂想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現實中來，推測起意外來到美國的種種可能後果。假如美國人查出我是誰，會以什麼罪名指控我呢？美國人僅僅滿足於扣留我，還是就地審判我？當時我們正在訓練一批優秀的間諜，準備讓他們改名換姓潛入美國。所幸的是，此前由於外國情報局內負責監視西柏林美國機構活動的處有一人叛逃，潛伏方案暫停執行。一名間諜也未派出。我們的一些人因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國駐柏林軍事代表團的翻譯。他向我們提供了華盛頓對東西德採取的政策的秘密情報。情報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諾、杜勒斯本人和國務院另一位專門負責制定對柏林政策的高階官員訪問西德時的談話記錄。這名翻譯因為把這個饒舌婦說的話告訴了我們，被安上了叛國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國人之手，他們又得知此事的幕後策劃人正是我，結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著，坐在旁邊的同事輕輕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國人。只見那兩個外交信使開啟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裡面成摞的檔案。我們不禁為他們忠於職守的精神而感動。顯然，吞食檔案是他們對付階級敵人的惟一武器。可檔案很厚，又沒有水幫助消化這食之無味的東西。我們幾個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應該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主動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後一致認為，這樣做有可能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給兩國關係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大家因此鬆了一口氣。

機艙內的溫度不斷下降，艙內通風全靠從機外吸進的新鮮空氣。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早已降至冰點以下。由於原目的地是位於熱帶地區的古巴，乘客們個個身著單衣，凍得發抖。又捱了幾小時，當地的蘇聯領事終於露了面，給我們送來了熱茶。“莫斯科正與華盛頓交涉，”他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句話，別的什麼也不說。從他那兒我們才知道，飛機迫降是因為燃料將盡。1961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過後，美國為了制裁卡斯特羅，中止了與蘇聯陣營國家簽署的飛往古巴的飛機可以在美國著陸並加油的所有協議。熬過漫長的18個小時後，面容姣美的克格勃女服務員終於小聲告訴我，華盛頓將允許飛機加油後續飛，條件是讓兩名美國空軍軍官作為觀察員同行。不用說，這兩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細記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徵。

我趕快把這個好訊息告訴了中國人。沒想到他們反倒更加驚慌。這時他倆的消化功能已達到極限，不得不輪流去廁所銷燬剩餘的檔案。趁廁所門關上前的一瞬間，我朝裡面窺視了一眼，只見其中一個人站在洗臉池前，用一塊蘇聯造的粗糙的肥皂拼命在一張薄紙上蹭來蹭去。看來這一定是一封密碼信函，說不定是發給拉美國家游擊隊的指示。許多這類游擊隊直接聽命於毛主席。這些指示現在只有靠口頭傳達了。每隔5分鐘，抽水馬桶便震耳欲聾地轟鳴一陣。約午夜時分，飛機再次起飛。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陸。除了高速公路外，什麼也沒看著。

天亮之前，眼前終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