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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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古巴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尚沒有能力扼殺黨內的不同意見。我在島上旅行期間，感受到古巴共產黨老黨員和老工人運動成員對卡斯特羅和他的大鬍子幫的反感。老共產黨員不贊成卡斯特羅搞個人崇拜。他們認為，卡斯特羅被身邊的一群部長包圍，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返回哈瓦那見到巴爾德斯或勞爾·卡斯特羅後，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已向他們彙報了我在外地與人交談的內容。我不禁覺得十分滑稽。我這個諜報頭子大半生乾的就是核對和分析有關他人的這類情報。可古巴人對此面無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話反倒顯得失禮。一次，巴爾德斯主動提及我在鄉下問的一個有關卡斯特羅政權內部是否穩定團結的問題，接著不厭其詳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隨時豎起耳朵，捕捉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忍不住跟主人開了個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樓，幾個同事捧著鮮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來。那瓶酒還是他們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時買的。原來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來古巴後一直沉浸在亢奮狀態中，早把生日忘到腦後。同事們卻記在心裡。不過即使沒忘，我也不想聲張，害怕讓古巴人知道了而為我正式慶祝一番，沒完沒了地祝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們幾個人喝了幾杯伏特加酒後各自上床就寢。第二天，警覺的翁貝託纏著我們問昨晚為何事慶祝。我裝出一副面容嚴肅的樣子，鄭重地告訴他，東德剛剛成功地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眾所周知，只有一顆人造衛星，還是蘇聯人幾年前發射的。翁貝託對我的話深信不疑，取來一瓶酒和幾個酒杯，就東德的航天專案發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講話，表示它標誌著古巴與東德關係的一大發展。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他則含糊其詞。

不過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麼重大的訊息他一點沒聽到，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我讓他保證絕對保密後解釋說，我們是透過一臺特殊微型收發報機得知衛星上天的訊息的。收發報機小到可以裝進口袋裡，功率卻大到可以接收發自東柏林的訊號。我給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發報機起名為“戈戈風”，並告訴輕信的翁貝託，這臺收發報機存在本身乃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世界上僅有這一臺，目前仍處在測試階段。翁貝託指天發誓，決不告訴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訊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訊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不是有戈戈風嗎？”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託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託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諜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購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援。可以毫不誇大地說，70年代東德援助拉美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導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皮內羅說，“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面。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諜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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