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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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儘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1985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那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6週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古巴人還是尼加拉瓜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國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兩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動不已。在東德時，經常聽到周圍人們對現實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在這兩個國家卻極少聽到有人發牢騷，至少在那個年代裡。我非常羨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我深知，東歐各國人民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領他們的國家，強迫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政府始終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訪東德時，我們始終為他們的安全提心吊膽。卡斯特羅喜歡出國訪問。隨著國內公務日趨繁重，訪問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國家令他感到心曠神恰。當然，熱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與我們這些北歐人大相徑庭。卡斯特羅訪問東德期間，負責他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安全的警衛人員一想起那通宵達旦的飲酒作樂就不禁心驚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請陌生人，通常是在東柏林留學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會。我聽說一次卡斯特羅拗不過陪同他的東德官員，佯裝上床睡覺。待四周無人，偷偷溜出房間，順著下水道爬到樓下，跑到其他聚會地點繼續狂歡。此事發生後，我們考慮最好還是想個辦法，晚上讓我們的客人玩得更盡興。有人提議邀請東德電視臺芭蕾舞團的女團員同古巴人一道聯歡。果然，此後再沒有出過事。每次聽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貧乏，每天像所有德國人那樣，只知道盡忠職守，埋頭工作。

我們與尼加拉瓜的合作遠遠不及與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們抱怨說，馬那瓜簡直像個篩子，什麼秘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日子裡，不管什麼人，只要參加過武裝鬥爭就被政府當做自己人。得到美國人支援的反政府武裝猖獗一時。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門審查制度鬆鬆垮垮。我們在職務最穩定的安全官員中尋找可以共事的夥伴。也許是意識到了自己名聲不佳，這些人與我們打交道時極為詭秘，堅持在室外，而不是內政部大樓裡會晤。

我方為加強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為它訓練總統和各部部長的保鏢。這幾乎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的一個看家寶。東德保鏢質量之高舉世聞名。拉美和非洲國家紛紛邀請我們派專家為他們訓練貼身警衛。一般來說，我們是有求必應，巴不得有這樣一個機會既可以幫助處境困難的盟友，又無需捲入他們國內的治安工作。此外，我們還提供了少量的技術援助，如特殊洗像和放像器材。每次我們回訪時，主人都十分驕傲地將精心保養的這些器材拿出來給我們看。送給非洲國家的物資的下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全力以赴相助的國家是智利。1973年9月智利軍人發動推翻阿連德總統的政變時，東德在聖地亞哥沒有任何諜報人員。兩年前，我關閉了情報局在智利的據點，派駐當地的兩個人也被撤回。不過我們並沒有因此兩眼一抹黑。年初時，我們情報局曾警告過阿連德和共產黨領導人科爾瓦蘭，一場軍人政變迫在眉睫。可他倆以為智利軍隊有著服從文職政府的長期傳統，不會插手政治，把我們的話全當耳旁風。我們是從西德諜報機構那裡得到這一訊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樹大根深，對反叛分子和中央情報局的企圖瞭如指掌。

聖地亞哥市內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人民團結陣線”的部分領導人來到東德使館避難。他們中間最知名的要數智利社會黨總書記阿爾塔米拉諾。此前，東柏林已斷絕了與智利的外交關係。這意味著，由東德政府出面交涉這條路已經走不通。然而昂納克此時渴望擴大東德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增加在國際上的影響，因此決心幫助智利社會黨人逃出虎口。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阿爾塔米拉諾的一位同事。對他來說，逃亡的社會黨人的生死存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