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45部分 (第2/4頁)

補充道。

這一警告顯然是給昂納克打算正式訪問波恩的計劃潑冷水。這兩位外交部官員告訴我，兩國首腦的會晤在冰冷的氣氛中結束。昂納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東德代表團駐地後，他一反常態，大發脾氣，罵契爾年科頤指氣使。返回東柏林後，昂納克對米爾克傾吐了自己內心的無奈和不滿，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對，他決心實現訪問波恩的計劃。與此同時，蘇聯報刊開始大肆攻擊昂納克。

由於我精通俄語，在莫斯科又有許多熟人，上面讓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給切布里科夫打了電話，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這種事屬於黨務。諜報機構無權過問。

昂納克訪問波恩的計劃擱淺後，我們與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兩國關係空前緊張。兩位領導人誰也不想先找個臺階下。為了安排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直接通一次電話，甚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透過竊聽電話，我們偷聽到波恩政府發言人伯林與另一位西德高階官員討論莫斯科與東柏林頂牛兒的部分談話內容。“這件事越來越熱鬧。《達拉斯》和《王朝》兩部電視劇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評論說。

1984年8月，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的首腦會議只開了一天，並以失敗告終。結果這位總書記和數百萬東德公民一樣，無法訪問西德。他被迫在西德問題上剎車急轉彎，發表了一個宣告，稱“目前的大氣候”不適於召開一次東西德領導人的首腦會議，因此必須暫時擱置一邊。昂納克緊繃著臉，對助手平靜地解釋說：“暫時擱置不等於‘取消’。”

昂納克覺得蘇聯人不僅在外交上，還在經濟上處處與他作對。莫斯科逐漸削減了向東德出口的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石油。“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納克常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對東德一沒有足夠的財富，二沒有實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實視而不見。為了跟莫斯科斗氣，他搞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小動作，如同中國改善關係。

此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蘇聯的有識之士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意識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包括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德累斯頓地區黨的領導人莫德羅。莫德羅頭髮灰白，說話輕聲細氣，待人彬彬有禮。他平時生活儉樸，只有一套三間住房，開一輛普通小汽車，從不去享受黨內領導人擁有的種種特權。莫德羅以講話坦率而著稱，與許多頭腦簡單、自以為是的黨內高階幹部形成鮮明對比。在一個慣於掩飾事實真相的黨裡，像他這樣直抒己見的人實屬罕見。“付我這份工資不是讓我去弄虛作假，”莫德羅曾對我說過。我在苦悶之中總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倆談到馮·阿登，一位出身貴族的傑出的物理學家。阿登擺脫了種種羈絆，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潛心從事科研。他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政府部門的研究所遠遠趕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對國家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深為關注，擔心我們在與西德的科技競賽中已被遠遠甩在後面。而輸掉這場競賽的後果將是亡黨亡國。

莫德羅不過是黨的地方領導人，能否進入政治局並不清楚。顯而易見，只要昂納克在位一天，我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對黨的路線施加什麼影響。阿登又年紀太大，況且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權力鬥爭毫無興趣，只求保證自己的科研不受干擾。我們於是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莫德羅身上。

後來有人捕風捉影地把我與莫德羅的會晤說成是我們這些黨內改革派人士密謀把莫德羅扶上臺，在東德實行蘇聯式的改革。其實我們並沒想走這麼遠。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我和莫德羅一致認為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可喜變化。我在日記中寫道：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老態龍鍾，換了一茬又一茬。現在終於有了一位新的總書記。人們又一次懷有希望。與以往比，這次蘇共領導人的更迭似有本質上的不同。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自挖牆腳。我們內部的無能、無知、自吹自擂、以及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等惡習給自己造成的損害乃是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後，我與莫德羅每年都要見上一兩次面，彼此交換看法。但我並沒有為他上臺在幕後積極奔走串聯。如果確有此事，我現在會驕傲地公佈於眾。令人痛惜的是，我和莫德羅都沒有及時袒露自己內心的絕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起時，我倆毫不掩飾對現狀的不滿。但也僅此而已，並沒有積極地去推動改革。和眾多人微言輕的人一樣，我與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