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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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已經泡湯。敵我雙方都已子彈上膛。付出慘重代價後贏得的和平如今顯得搖搖欲墜。歐洲陷入分裂，敵我之間的斷層橫穿德國領土。
西德總理阿登納把自己的命運同美國的“實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導的擊退共產主義的戰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倫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二次大戰結束時，蘇聯的勢力向西得到擴充套件。現在華盛頓打算聚集美國和它的盟國的所有政治、經濟、情報，必要的話還有軍事力量予以反擊。格倫認識到這一新的衝突給他帶來的機會。他可以藉此對政策直接施加影響。西德從中央情報局手裡接管它的情報機構之前，阿登納曾召見過格倫，為他撐腰打氣，並授予他廣泛的許可權，其中包括掌管國內政敵的檔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在議會里的反對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情況。在西德的武裝部隊和政府部門裡，第三帝國的忠實僕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納粹軍官再次效力于格倫的麾下。
漢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納最親密的顧問之一，最後官至總理府國務秘書。他的名字成了納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義詞。他曾是希特勒政權下的內政部高階官員，對紐倫堡種族法做過權威的評論。這部種族法使暴力的歧視行為合法化，並最終導致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格洛布克後來在阿登納手下任國務部長達十年之久。
在這種瘋狂的氣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維也納，成為歐洲間諜活動的中心。多達80餘個情報組織以及它們的分支和掩護單位在柏林駐有情報人員。美俄兩國的情報據點用各種名義作幌子，從水暖公司，果凍公司直到學術研究機構。大批聯絡官在這裡從事發展和操縱間諜的活動。1961年柏林牆將柏林市和德國一分為二隔開之前，這些間諜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國佔領區之間以及後來的兩個德國之間隨意穿行。
那時西德的經濟奇蹟尚未出現，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們面對可以吃得好一點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誘惑而當間諜。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們的經費卻少得可憐，只能從意識形態上下功夫。我們在西德的許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業部門的鼴鼠，並非共產黨員。他們替我們做事是出於消除德國分裂的願望。他們認為，西方盟國的政策加深了這種分裂。柏林牆修建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我們分道揚鑣。在他們眼裡，這堵牆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個分裂的德國的象徵。
著手組建一個情報機構佔去了我大部分時間。事無鉅細都要我過問。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國家上，為熟悉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政治動態，掌握它們戰後情報機構的近況花了不少力氣。
我們亟待在對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門發展我們的耳目。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蘇聯人為我們情報局制定了極其嚴格的保密條例。為了物色到合格的間諜，必須對數幹名被推薦的候選人逐一篩選。西德有親戚的人不能要，二戰期間作為難民或戰俘滯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時至今日仍有傳言說，我們明知有人是前納粹分子，但照用不誤。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們掌握了第三帝國時期部分納粹黨員的檔案，並以此勸說西德那些隱瞞自己納粹歷史的人與我們合作。更多的人主動要求為我們做事，聲稱想為昔日的罪惡贖罪。這是從好的方面看待他們的動機。實際理由很可能是，他們想確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歷史瘡疤被我們揭開而毀於一旦。德語裡用“雙保險”（既為將來，也為過去保險）一詞來形容這種行為。有一位自由民主黨政治家，叫魏勞赫（日後在西德的德國共同事務部任職），過去曾為西德共產黨提供情報，而後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報。我們發現他在德國佔領波蘭期間曾任高階官員並犯有戰爭罪行後，馬上斷絕了和他的來往。局內另一位前納粹分子曾是前衝鋒隊隊員，化名莫里茨。他在我們對歐洲防衛共同體展開的政治攻勢中出過力（歐洲防衛共同體最終沒有搞成是因為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作梗，而不是我們情報局反對它的宣傳）。
對於情報組織來說，一個人過去的歷史是有力的武器。敵我雙方都毫無顧忌地使用了恐嚇手段。正如我們透過揭露敵視我們的政治家或高階官員的納粹歷史把他們搞下臺一樣，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員會，一個由逃離東德的律師組成的反共組織也如法炮製，在報上登出了隱藏自己納粹歷史的東德官員的名單。由於第三帝國期間幾乎我們所有的高階情報官員和政治領導人均流亡國外，或轉入地下，東德人輕而易舉地贏得了這場宣傳戰。
一些納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