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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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顧問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可以說握有決定權。起初，各科科長起草所有工作計劃都要徵求蘇聯顧問的意見。而這些顧問依據的是蘇聯政府部門內的繁文禮節。這些章程之繁瑣刻板簡直令人無法忍受。除了抄寫各種規章制度和檔案外，還要花大量時間把它們裝訂成活頁本。這種辦法還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沒人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但也沒人對此提出疑問。
我們情報局的結構完全是抄襲蘇聯模式。工作方針的用語一看便知是從俄語翻過來的。根據這一方針，我們今後的主要目標是：蒐集有關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報，核武器及其運載系統、原子能、化學、電力工程和電子、航空及常規武器等方面的科學技術情報，以及有關西方國家的情報，並摸清它們對德國和柏林打的是什麼算盤。
情報總局下面有一個人員精幹、相對獨立的反諜報處，專門對付西方的秘密情報機構並設法打入其中。可它馬上與國家安全部發生了衝突，因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個負責偵聽的司。1953年我們併入安全部後，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諜報部門一直直屬安全部。由於各部門之間的傾軋，我們往往對自己部內的情況茫然無知。特別是以後反間諜部門的成員開始跟外國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更是被矇在鼓裡。
人們常常不解，為什麼莫斯科要組建一個德國情報機構，與蘇聯自己的情報機構競爭。斯大林正確地估計到，蘇聯的情報人員很難滲透到戰後時期的德國。在當初的德國蘇佔區內建立一支德國人自己的情報隊伍會使我們這些人產生一種榮譽感，從而更符合蘇聯的利益。一開始，我們把得到的所有情報都轉給蘇聯顧問，甚至包括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個間諜的情況。以後我們逐漸開始保護自己的情報來源，只是有選擇地向蘇聯聯絡員提供情報。
起先，我在羅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廣播電臺工作時的同事，政治知識淵博，博學多才。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知識，如伊斯蘭教，以色列建國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度次大陸上的宗教衝突等。他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專家。他告訴我，不要輕信下面情報人員報上來的材料。沒多久，我倆就得出一致結論，仔細閱讀報刊雜誌往往比看間諜提供的秘密情報更有收穫。我們自己的分析員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報來源得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樣才能對蒐集到的原始情報的真偽優劣作出判斷。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始終受益於這一見解。
科布不僅思想大膽，為人處世也十分灑脫。他談吐幽默風趣，對在座的聽取情況介紹的要人們頗有不敬，而聽眾卻感到津津有味。由於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氣揚的達官貴人，我倆於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對。儘管我們也是國家的忠實僕人，卻沒有像某些政治領導人那樣染上傳教士般的狂熱。
隨著人員的急劇膨脹，我們不得不再次搬家，從原地點搬到東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樓裡。我很快被提升為新成立的外國情報局副局長。局長古斯塔夫·辛德有著幾十年的豐富經驗，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長期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
面對納粹德國覆滅後幾乎完好無損儲存下來的西德情報組織，辛德和我都不知從何人手。當年效命於希特勒的高階情報官員現在又在巴伐利亞州一個叫普拉赫的神秘的小村子裡為新主子服務。普拉赫這個名字剛開始在報上露面時，我們在地圖上找了好一會兒。對於敵手，我們一無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後來對敵手的情況幾乎瞭若指掌。
我是從倫敦的《每日快報》上首次看到西德情報機構第一任首腦賴因哈德·格倫將軍的名字。該報的大標題是：“希特勒的將軍重操間諜舊業……為了美元”。該文署名德爾默，是個有英國情報機構背景的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是英國反諜報機構主辦的加來士兵廣播電臺的臺長。德爾默的文章掀起軒然大波。它不僅披露了昔日納粹情報網依然完好無損的訊息，而且還透露出聯邦德國新成立的情報機構裡有大量前黨衛軍成員和納粹軍事情報專家。這些人曾在法國和其他地區為希特勒政權從事情報活動。格倫本人就曾是納粹軍事情報機構中對付蘇聯紅軍的頭頭。透過格倫情報局這條線，美國人得以把昔日的納粹情報網抓到手裡。和東歐陣營裡的俄國人一樣，美國人在西德情報機構裡也是發號施令的主兒。 關於喬治·巴頓將軍扮演的角色也是謠言紛紛，傳說他保護了一批德國高階軍官。我不無擔憂地意識到，戰後建立一個和平統一的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