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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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奉命組建一個政治情報機構。上面已確定調我到這個機構工作，擔負起使“年輕的祖國耳聰目明”的重任。說得更露骨點，我將成為一個間諜。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樣，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甚至沒想過這次調動對我的一生會有什麼影響。當年黨送我上共產國際學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廣播電臺工作。還是黨，派我去莫斯科幹外交。如果黨認為我適於做情報工作，我絕無二話。黨的領導人信任我才派我參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這種不講價錢的紀律性。然而，不理解黨對我們的絕對支配權力，不理解黨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的道路，就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評價我們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經濟研究所”走馬上任。辦公大樓外面掛上這塊牌子是為了掩護裡面的東德剛剛誕生的情報機構。上班伊始，施塔爾曼就帶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轎車轉了一圈兒。這種型號的轎車在當時十分扎眼。負責建立東德情報組織的施塔爾曼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長者。他的真名叫伊爾納。由於長期在共產黨內從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稱呼他，結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國共產黨內1918年入黨的老黨員，1923年當選為德共“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所有老一輩革命家一樣，他絕少談及過去。不過，他倒是跟我聊起過他在蘇聯、英國、中國、西班牙、法國、瑞典和美國執行任務時的佚聞趣事。西班牙內戰時，他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人稱“游擊隊員理查德”。他還是被納粹指控縱火焚燒德國國會大廈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蓋世太保前來逮捕季米特洛夫時，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對粗暴的逮捕和審問，他倆始終沉著應對，毫不畏懼。季米特洛夫以後稱施塔爾曼是“馬廄裡最好的一匹馬”。由於他的這種老資歷，新的東德領導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見。他同他們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當組建工作遇到障礙時，他就直接去奧托·格羅提提總理家找他面談，問題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問題不外乎是錢和經費的來源。早期我們現金奇缺，捉襟見肘。透過官方渠道申請外匯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偶爾施塔爾曼登門找到財政部長，回來時他那破舊不堪的公文箱裡塞滿了嶄新的鈔票。捷克斯洛伐克體諒我們的困難，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送了24輛塔特拉牌小汽車後，施塔爾曼不知用什麼法子為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部門搞到了其中的12輛。別看我們辦公條件寒酸，出門坐的車卻很氣派。施塔爾曼懂得，這玩意兒有助於提高我們情報機構在政府中的地位。處處省錢反倒會引起消減預算的人的注意。我們的首次會議是在柏林東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開的。誰也記不得這次開會的日期，也沒有保留會議記錄。以後我們把1951年9月1日定為東德情報部門的誕生日。此後不久，我們搬到了東柏林潘科夫區從前的一所學校裡，距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很近。這一跡象表明，我們已變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們只有八個人，外加四名蘇聯顧問，包括一名人民內務委員會的高階軍官，叫“格勞爾同志”。格勞爾曾作為一名情報軍官在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工作過，經驗極其豐富。我們常圍著他席地而坐，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述過去的經歷：如何挖出鼴鼠，如何打入敵人內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員的英勇事蹟。從他那兒，我們學會了如何搭起一個情報機構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選擇敵人的薄弱環節等。沒想到他以後的結局很慘。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起來。這恐怕是特工這行的職業病，同時也與當時斯大林時期蘇聯國內的政治氣候有關。他和東德情報局的局長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勞爾懷疑阿克曼是間諜。後來，蘇聯不得不把他調回莫斯科。蘇聯情報機構的朋友不無尷尬地告訴我，格勞爾其實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當年，憑著高度的警惕性，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情報軍官。今天，他卻淪為這種警惕性的犧牲品。

我們情報局對內稱為經濟及科學研究總局。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隱諱，任何知情人一看到“總局”這個字眼立即會聯想到克格勃內負責間諜活動的“第一情報總局”。1956年，外國情報局改名為“情報總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