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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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佈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志是什麼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麼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88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700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裡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市場機制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面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制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捂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透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炮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志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儘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曆程中的第一步。這一弦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1989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維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發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曉夫秘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形勢給我們的惟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麼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志，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只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20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制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裡，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儘管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1968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

“在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形成了權力結構。這種結構有其自己的規則和獨立的存在，服從於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因素和利益。這些機構和其官員有時會對人民濫用權力。他們的行為與革命的目標毫無共同之處。”

東德大多數有頭腦的共產黨員都無法擺脫一種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心生疑慮。然而我們總是傾向於把這些擾人的問題埋在心底，只盯著這一制度創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給諸如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更為鞏固之前，一切都要為它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