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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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的轉變大概就是從此時開始的。但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共產黨員一樣，真正動搖我長期形成的世界觀的事件還是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這篇講話。在此以後，我們雖然仍可以稱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但再也不能說自己純潔無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辦公室裡仍高高懸掛著斯大林的畫像。照片上的他正在點燃菸斗，一副慈父的樣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樣收到厚厚一摞西方報紙。我一直閱讀《紐約時報》和巴黎版《國際先驅論壇報》，藉此瞭解美國思想動態。此外，我還閱讀許多西德報刊雜誌，包括《圖片報》。這份小報雖然在報道上譁眾取寵，可它透露的西德情報機構的內部訊息常常比一些大報還要多。倫敦的《泰晤士報》和法國的《世界報》也是我瀏覽的物件。閱覽全世界各地的報紙是我這份工作的一個特權。東德禁止西方報刊的發行，表面理由是它們裡面含有鼓吹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內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員心裡清楚，西方報紙對鐵幕後面生活的報道往往過於真實，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在蘇共二十大上，贏得了斯大林死後一場血腥權力鬥爭的赫魯曉夫譴責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並揭露：1934年蘇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98名被逮捕處決。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來的人寥寥無幾。我們幼年時，父母曾莊嚴地向我們講述過蘇共七大的經過。赫魯曉夫最後指出，斯大林的殘酷鎮壓違反了一切革命準則。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提法。在此之前，我們已習慣於粉飾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點。今天，這一制度的殭屍已赤裸裸地躺在手術檯上，任人解剖。我們可能會覺得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語言不夠鮮明全面。但在當時，我們彷彿捱了當頭一棒。看完西方報紙上全文登載的這篇講話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斯大林的畫像從牆上取下來，一腳踢到角落裡。我對這篇講話的內容並非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昔日在蘇聯我對大清洗多有耳聞目染。然而得以窺見斯大林罪孽之深令人極為痛苦，好比是我們內心深處對宣誓獻身的這一制度懷有的疑慮一瞬間成了現實。
透過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和人們之間的奔走相告，赫魯曉夫富有爆炸性的講話在東歐各國不脛而走，波蘭和匈牙利等國人民的不滿情緒好似火上澆油。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起義即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後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領袖是納吉。1943年到1945年期間我在莫斯科工作時就認識了他。當時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廣播電臺臺長。我是德國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下了晚班後，我倆常乘一輛公共汽車回家。納吉留著典型的匈牙利式小鬍子，圓圓的臉。他性情沉靜隨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團體成員結成了朋友。我當時相信，納吉與莫斯科領導人一定能找到辦法，恢復匈牙利的平靜。起義的最初幾天過去後，坦克撤出了布達佩斯。納吉保證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為時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滿足這一點。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持續不斷。11月4日，蘇軍坦克返回布達佩斯。蘇聯人不停地透過我的緊急電話線翻來覆去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北約組織將如何反應？我心裡並沒有數。一方面，大量證據表明，北約正在秘密地針對蘇聯人備戰。另一方面，根據潛伏人員提供的訊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動手，因為擔心事態會升級。我心一橫，回電給莫斯科：“北約不會干預。”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替罪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裡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裡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秘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瑙伊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藉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1956年3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