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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更適於舞廳,而不是法庭。
這是斯大林死後首次在大庭廣眾之下審判間諜。那年夏天,審判鮑爾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談巷議的主要話題。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圍圍觀,想看一眼從蘇聯空中掉下來的這個美國人。克格勃的同事們小聲告訴我,總書記本人打算親自核準判決書。
鮑爾斯被帶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員用俄語向他宣讀法庭規則時,他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長了一張柔和的娃娃臉。每當聽不懂提問時,眉毛習慣地擰成個疙瘩,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很招人喜歡。我對這個敵人突然萌生了一絲同情。透過一位毫無表情的翻譯,鮑爾斯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審判員的提問,供認了他任務的性質和派遣他的單位。“傻瓜!”我自語道。
結果鮑爾斯的天真和與蘇聯方面的合作態度恰恰正中超級大國的下懷,為它們首次交換重要間諜創造了有利條件。鮑爾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釋說,從輕發落鮑爾斯是向華盛頓發出的一個訊號,表明莫斯科願意交換間諜。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貝爾正在美國亞特蘭大市的聯邦監獄裡服刑。艾貝爾的父親是彼得堡一家工廠的工人,德國後裔。他熱忱地投身於布林什維克事業,幾次見過列寧。1947年,艾貝爾(真名叫菲舍爾)奉克格勃之命,來到美國潛伏下來,化名戈德費思,對外以攝影和繪畫為職業。他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租了一間畫室,以此為據點操縱一批竊取美國政治、貿易和軍事機密的間諜。1956他遭逮捕,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經沃格爾牽線聯絡,蘇聯用鮑爾斯換回了他。
幾年後,艾貝爾來到東柏林,向東德外國情報局介紹他的經驗。克格勃已提升他為將軍,主管蘇聯在英美的間諜網。除了請他給我們新招收的學員做報告外,我還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階官員見了幾次面。他可以談笑風生,就看和誰在一起了。我們互相舉杯祝賀各自在情報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後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險風惡浪,甚至還談起我父學的劇本。艾貝爾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喜愛化學和物理,對愛因斯坦尤其著迷。他的畫相當有水平。當初他在布魯克林曾以做畫掩護間諜行動。他送給我的幾幅小畫我儲存至今。1971年艾貝爾去世後,他的遺編為了能夠在他的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蘇聯人面前磨破嘴皮。蘇聯人保密慣了,哪怕一位優秀的間諜已長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魯曉夫和肯尼迪總統在維也納高峰會議上憤怒交鋒之後,冷戰出現惡性升級的苗頭。赫魯曉夫回國後向軍隊發表了講話,強調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認識到赫魯曉夫與肯尼迪爭吵的嚴重性。透過安插在英軍駐柏林司令部和北約總部的兩位間諜提供的情報,我們獲知,針對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鎖柏林的前景,美國人正在緊張地準備反措施。我翻閱著根據大批微型膠捲彙集而成的一疊保密檔案,意識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觸發戰爭。而且柏林將成為這場戰爭的爆發地點。
1958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成立了一個絕密的美國機構,起名為活橡樹,專門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鎖柏林如何反擊。該機構最初歸屬於北約司令勞里斯·諾斯塔德將軍。一天,透過我們潛伏在駐德英軍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諾斯塔德將軍簽署的題為“對蘇聯意圖的初步分析”的檔案的主要章節副本。時隔40年後,直到我寫這本書時,這份檔案在美國仍然沒有公開。根據活橡樹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騷擾逐漸升級的話,即派出一支軍車隊,以堅持西方進入柏林的權利,並試探蘇聯的反應。檔案接下去提出了更廣泛的軍事選擇,從派出一個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編成的營沿走廊搜尋前進,直至三國以一個師的兵力沿走廊開向柏林,維護西方進入該城市的權利。只有美英法三國軍隊參加這一計劃,因為只有這三家才有權派部隊透過東德領土前往它們位於柏林西區的各自的佔領區。
我一般不會對什麼事驚惶失措。然而活橡樹方案卻令我不寒而慄。透過莫斯科的訊息來源我得知,赫魯曉夫喋喋不休地大談柏林,甚至還對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森說,解決柏林問題關係到他“個人的名譽”。他為了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了”。我瞭解赫魯曉夫逞強好勝的性格。他的這番話更讓我坐臥不安。歷史上大國為了維護自己國君易受傷害的名譽多次兵戎相見。
當時我渾然不知,北約活橡樹方案在內部遭到強烈反對。許多年後,中央情報局公佈於眾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