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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露出，英國國防參謀長蒙巴頓勳爵曾就這一方案警告過肯尼迪：
派一個營沿這條走廊去柏林的結果會是什麼？俄國人會在他們的前後方各炸燬一座橋樑，然後賣票給那些尋開心的人前去看熱鬧。如果說派一個營是一場鬧劇的話，派一個師將會釀成一場悲劇。部隊行進時為了不至於停下來，需要30英里寬的正面。這將被視為對東德的入侵，並會引發全面戰爭。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英國的老兵還沒有被鋌而走險的活橡樹方案衝昏頭腦。直到1987年，活橡樹的成員才得到北約組織的承認，並獲准像其他北約組織工作人員一樣，在軍裝上佩戴有SHAPE字樣（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英文縮寫）的徽章。該機構一直保留到德國統一後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魯曉夫改變了主意，不想為本質上是一個德國問題冒引發戰爭的風險。此後該機構在美國戰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趨減弱。赫魯曉夫開始尋找另一種解決辦法……混凝土對策。
第七章 混凝土對策
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只是一個腳註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場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柏林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面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牆的這一制度。在我的眼裡，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只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有堅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制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開啟電視，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訊息。電視螢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鐘彷彿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面。有的人只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間人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系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70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制，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證件自由進出東德。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人民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儘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盧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面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裡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制度始於1945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5000餘人。透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階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