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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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間諜接頭。

接下去的幾天裡，我忙不迭地給我們局的人分發匆忙準備好的通行證，使他們可以穿過邊防檢查站，按時到西德與我們的人接頭。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間諜這一行里人與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這一條。一旦斷了線，勢單力孤的間諜就會驚恐萬狀。蒐集情報這臺機器也會隨之停止運轉。

此後我們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須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邊界另一邊的警察會懷疑，他們為什麼可以去西德，其他的東德人卻不行。對西方情報機構來說，封鎖邊界是個意想不到的收穫。關閉邊界後，大批東德普通老百姓無法再去西德。西方各國的反諜報機構從而可以集中力量對付可以出國的少量東德人。他們通常是因公訪問的人員，如外貿官員，事先得到批准的學者等。偶爾還有一些因親人有急事獲准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轎車去東柏林市內各部門辦事時，會讓司機繞到柏林牆施工現場，看一眼施工情況。面對正在修建的柏林牆，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親人都在東德，所以沒有體驗過骨肉分離的痛苦。但柏林牆造成了無數起荒誕的事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親一點兒邊還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遊船遊覽。遊船從特雷普託公園駛出，最遠可以開到毗鄰西柏林市的新克爾恩區，然後規規矩矩地返回東德的停泊地點。這批遊船皆以德國社會主義作家名字命名，我父親也是其中之一。柏林牆竣工後不久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號遊船歡快地啟航向西駛去，演出了一場那個時代不尋常的逃亡記。一天傍晚，船上的廚師和他的家人把船長灌醉，誘他開足馬力駕船全速駛過目瞪口呆的邊防警察，開進西柏林。大廚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獲得自由。船長躺在甲板上，醉得像一攤爛泥。酒醒後，他滿臉羞愧地把船開回東德。

東德的邊防軍看見他又駕船回來了更為吃驚，因為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這位船長的妻子絕望中於是給任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檔案館館長的我的母親打電話，向她求情。

當天晚上，母親在飯桌上問我：“你不能幫他一把嗎？”我知道，在父親眼裡，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遊船外逃一事一定顯得很滑稽。我於是請求從寬處理這位可憐的船長。在我的干預下，沒有判他刑，但還是把他調離了柏林，在一個遠離任何邊界的工業區開普通輪船。對此我無能為力。

柏林牆修起後，我主管的情報局與負責邊界安全的反諜報部門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間諜與反諜報部門的關係從來沒有熱乎過，凡是瞭解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之間鉤心鬥角的歷史的人都明瞭這一點。至於東德，這兩個部門之間的關係此時已降至冰點。我拒絕提供一份需要過境的我們的間諜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單，擔心他們會因為我無法控制的部門人員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在某些特別棘手的問題上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後才摸索出一套新的運作方式。我們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還要嚴，而且更難有鬆動的餘地。這聽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卻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讓我傷透腦筋的一例。此公是我們在西柏林社會民主黨領導層內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處隱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讓他的家人知道，但瞞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雷迪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會民主黨決策圈內極有影響。與波恩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不是什麼國王，而是幕後決定誰當國王的人。反正對我們來說一樣有用。第二次大戰結束很久後，他才被美國人釋放，返回德國。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還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時，他就被吸收到黨的情報系統裡。1950年，我們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勞弗派他打入了社會民主黨內部。勞弗後來還是潛伏在勃蘭特辦公室的間諜紀堯姆的聯絡官。

弗雷迪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裡。由於對東德現狀悲觀失望，他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有段時間，我們以為失去了他。不過對於我們需要的人，我們總是鍥而不捨。我親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會民主黨內在對東德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問題上的爭執內幕。我相信透過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質量的情報。但他堅決不肯讓我們錄音，也不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在社會民主黨東德局內同事的情況。該局設在西柏林，致力於在東德恢復社會民主。我們視它為柏林牆另一邊最奸詐的機構之一。每次我把話題引到政治問題時，幾乎總是以爭吵告終。弗雷迪大罵烏布利希是一個死抱著斯大林主義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