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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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婦女,年齡約在34yo35歲之間,雖身著國服,眉宇間卻透著倔強和自信。對於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認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絲毫不想取悅扣押她的人。同時,她還談了自己對德國面臨的問題以及阿登納的親美政策的看法。我們的人問她,是否願意換個場合繼續談下去。她被釋放後,兩人再次在東柏林的華沙大橋上見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後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莉迪亞。
令我們欣喜的是蘇珊在波恩安了家,還辦起了一家沙龍。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裡聚會,討論政治和文化。透過蘇珊,我們得到了有關西德政治黨派中一個極右組織的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名叫救援自由的組織的頭目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澤爾。該組織透過海外人士插手東歐各國,並與奧匈帝國皇室的後代、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奧托·馮·哈布斯堡結成同盟。巴澤爾日後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寶座,並以此身份與勃蘭特競選總統。他堅決反對勃蘭特試圖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努力,令我們頭疼不已。
蘇珊被東德逮捕之前曾與任柏林市長的勃蘭特熱戀過。勃蘭特給她寫過不少情書。1961年議會競選期間,勃蘭特的政敵,包括施特勞斯向外界洩露了這批信件的內容。以前我們一直把施特勞斯視為敵視社會主義的狂徒。他在公開場合也是這樣表現的。蘇珊提供的情報促使我們第一次重新考慮對施特勞斯的這種成見。蘇珊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勞斯和勃蘭特約定在她家舉行私下會晤時,頓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猜測有可能實現一個大聯合,從而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將首次進入政府。勃蘭特在回憶錄裡證實確實會晤過施特勞斯,但未提會晤的地點以及他與蘇珊的關係。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位婦女偷偷溜到柏林與我們秘密接頭,並向我們提供政治觀點跟她更接近的組織和個人的情報。尤其是在此之前,東德曾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逮捕下獄。她當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如果她是一名雙重間諜的話,她會設法打聽我們的情報活動。可她從未問過任何問題。她只收下我們為報銷她的開支付給她的錢。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為了給她去柏林找一個藉口,她還編造出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牆後,這條極其寶貴的訊息來源突然中斷。當時有幾個一直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西德人切斷了與我們的聯絡。她是其中之一。我覺得蘇珊這個人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有跡象表明,她開始為西德情報機構工作,並同西德陸軍少校扎格納一起消失在遠東。當初蘇珊就是從他這裡聽到救援自由這個組織的名字的。在遠東期間,扎格納先後在幾個國家擔任西德武官。1968年時,蘇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間諜控制的情報網內做事。朗格曼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眼線,歐洲及遠東都有他的人。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幫過我們的蘇珊搖身一變,竟成了西德聯邦情報局駐香港站的站長,代號150。東京、馬尼拉、雅加達和新加坡等地的情報分站均歸她管。70年代我們搞到手的西德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裡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萬西德馬克的報酬。由此推斷,她該不是一般等閒之輩。1968年,克勞斯·金克爾當上西德情報組織的首腦後,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冒牌間諜,廢止格倫的莽撞做法。儘管格倫之後又換了兩任首腦,這種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蘇珊離開了西德情報組織。據說她拿到30萬西德馬克,條件是不得透露聯邦情報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內情。從此她銷聲匿跡。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對我仍是一個謎。
經過施泰因呂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點:刺探聯邦德國政治秘密的秘訣在於四處撒網,廣開情報來源,對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要讓他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右翼方面,我們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聯絡。他是一位愛國者,戰前曾任國會議員,因反對希特勒坐過監獄。後來參加了1944年試圖暗殺希特勒的密謀集團。格雷克的例子說明了為什麼一些鐵桿保守分子最終和我們站到了一起。他們反對阿登納企圖借美國產婆之手接生一個新德國的政策,與他勢不兩立。格雷克公開會見烏布利希,以表示他對阿登納政策的不滿。為此他被驅逐出阿登納的政黨。我們仍然與他保持往來,把他作為了解基督教民主聯盟圈子內情況的一個重要訊息來源。他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情報。
當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的訊息傳出後,格雷克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