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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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前他告訴鮑爾,我是內政部主管經濟事務的一位高階官員。我與鮑爾的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其間我打出了一張又一張牌,但一無所獲。無論問到什麼問題,他都對答如流。面對我的步步緊逼,他從容不迫。甚至當我揭他的老底,告訴他我們知道他與美國人有聯絡時,他仍然絲毫方寸不亂。這是我手裡握有的最後一張王牌,然而卻完全失效了。
這個不修邊幅的商人原來是隻老狐狸。我這個年輕氣盛的情報官遠遠不是他的對手。由於他與上層社會關係很深,我們不便對他進行訛詐。透過這件事我吸取了一條有益的教訓:一名情報人員切忌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
我對鮑爾真實身份的推測很快得到了驗證。下一次與施泰因呂克見面的日子到來時,他沒有露面。美國情報機構對他進行了極不客氣的盤問,並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警告他以後不要再與我保持聯絡。施泰因呂克認真記取了這一告誡。以後的歲月裡,他繼續加深與德國和美國武器商的關係。當初我對他感興趣的原因也恰恰在於此。
由於我的冒失,結果失去了一個寶貴的關係。施泰因呂克本來可以繼續心照不宣地為我們做事。我們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逐漸改進了收買人的方法。我們認識到,勸說有可能為我們搞情報的人在一份檔案上簽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願意與一個敵國的情報機構打交道。若要將這種關係明朗化,他們則會避而遠之。他們其實更喜歡一種含糊不清的關係。我告誡過手下的人:如果你覺得對方的回答會是否定的,最好別問。切忌用官僚機構的繁文禮節來束縛活人。多年來,我們逐漸廢除了蘇聯祖師爺熱衷搞的形式主義的那一套,並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們還想方設法打入克虜伯這個龐大的軍火工業王國並試圖爭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虜伯廠的董事會成員,喜愛藝術。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瞭解東德。對波恩政府壓制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的立場他曾提出過批評。然而我們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圖,他同我們拉關係僅僅是為了替克虜伯撈取好處。
在一次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大會上,我們與維德曼不期而遇。維德曼是德國統一的積極鼓吹者,也是維爾特(魏瑪共和國期間曾任參贊)的一位老朋友。維德曼表示,光在口頭上反對加強華盛頓與波恩的聯盟還不夠,並暗示我們資助他在波恩開個公司。我聽後十分欣喜,於是和他簽了一個合同,其中規定了公司上繳給我們的贏餘部分。對我們情報局來說,涉足風險資本投資還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在我們的資助下,維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資收入勞動者提供經濟援助事務所。這是一個遊說團體可以在政府各部門和其僱員中開展活動。透過這一渠道,我們與魯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線。克里勒是西德總理府內一個部門的頭頭,負責防務政策和軍事聯盟問題。這位極有權勢的官員經常光顧我們這家事務所,開懷暢飲萊茵地區產的葡萄酒的同時還透露一些有關德國政治內幕的小道訊息。
這次成功刺激了我們的胃口。我們打算將這個事務所擴大為一個非法巢穴(情報行業裡的術語,指一項長期潛伏任務)。東西德關係緊張時,它可以成為一個聯絡點。我們在事務所裡安插了一名特工,負責偷錄來訪官員的交談,兼接受、處理和向國內彙報情報。我們還吸收了維德曼的女友,給她起了個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總理府內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令人難堪。雖然維德曼能言善辯,卻經商乏術。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大大超過了它的收入。這種情況不可能對外界隱瞞很久。我們推斷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納稅記錄。無需多久,它就會納悶,這家事務所的經費從何而來。一切結束得比我想象的還要快。情報局總部裡的一個工作人員叛逃到西德。因為擔心事務所裡的這名特工會因此暴露,我們把他撤回東德。
所幸還有埃里斯。不過她的上司後來從總理府調到科學教育部。我們對她的興趣也隨之減少。她在該部工作的10年裡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政府資助的敏感的研究專案的詳細材料。據此我們制定了自己的竊取科技情報的計劃。
50年代初期,除了維德曼的事務所外,還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闆似乎也極有發展前途。查閱東德準備大赦釋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單時,蘇珊這個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1951年她參加萊比錫貿易交易會時,東德反諜報機構以間諜罪將她逮捕並判處8年徒刑。她的檔案裡職業一欄填寫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對她產生了興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將獲釋時約見了她。走進接待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