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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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當局十之八九也在著手準備收拾他，藉此把所有反對親美政策的人打成共產黨間諜，把他們搞臭。事不宜遲。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東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局。不過當時我們話說得很直率，他別無選擇。如果阿登納決定拿他開刀，殺一儆百的話，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會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們安排他在東柏林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露面。格雷克解釋說，他是出於愛國才與我們保持聯絡。我國領導人對這次宣傳上的勝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說有點得意忘形。從此他們胃口大開，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時轟動效果，根本不考慮一個沒有暴露的優秀間諜勝過10多個棄暗投明的間諜這一點。以前我有一個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維特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負責歐洲安全問題的委員會成員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務委員會的主席。由於他的地位，他成了工業界鉅子們的紅人，未來基民盟主席的人選。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後回來，看到沃爾韋伯留的一張便條，通知我必須把維特馬克撤回東德。我憤怒至極。為了出一次記者招待會的風頭，竟不惜犧牲一個向我們遞送波恩加入北約組織詳細條件的人。況且我知道維特馬克一定極不情願放棄他在西德前途似錦的仕途，跑到東德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但我無能為力。不管一個情報機構多麼敏銳，它始終是政府手裡的一個玩意兒。
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告訴維特馬克這個訊息。我事先想好的幾條政治理由一點也沒有打動他。他不滿足於僅僅當一部永不停轉的宣傳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沒辦法，我只好謊稱西德反諜報機構正在跟蹤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東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決定。我們推測，雖然他妻子知道他為東德搞情報，但不會對移居東德興高采烈。我們於是勸維特馬克返回漢堡前先給她寫封信。我們的信使趕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漢堡，先把訊息告訴了她，使她精神上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有所準備。面對要麼丈夫受辱坐牢，要麼在東德一棟臨湖的漂亮房子安家，開始新的生活，她選擇了後者。
1954年8月26日，維特馬克在東柏林的記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說，阿登納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隱瞞。按照以往在這種場合的做法，我們還讓他透露一些透過其他來源得到的情報，以增強宣傳效果。這一口是蘇聯軍事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即波恩正計劃建立一支擁有24個師的陸軍。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開場合表示的立場。
維特馬克被安排到外貿委員會當副主席。我始終為把他召回東德的決定感到遺憾。我常常懷疑，我們是不是為了一條大標題而葬送了一位未來的國防部長。格雷克成了全國民主黨內的一名幹部。該黨代表東德的退伍軍人、手工業者和小企業家。可憐的格雷克只好在這個閒差上度過晚年。 當年轟動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們策劃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什麼情報來源。他的職業反倒是偵破我們的間諜。此公乃是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頭子，名叫奧托·約翰。今天很難感受到這一事件在當時掀起的波瀾。那時，所有德國人的履歷和忠誠仍受到他們昔日敵人的懷疑。左派人士在社會上仍享有威望。
約翰本人反對納粹。在參加了一次紀念1944年7月20日反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十週年紀念活動後，他從西柏林消失了。失蹤前，有人最後看到他與一位老相識，婦科科學家沃爾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區的蘇聯軍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證據表明，他倆同乘沃爾格穆特的車到了東柏林。
西德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責共產黨情報組織蓄意挑釁，綁架了約翰。說來也巧，正當波恩政府發言人宣稱約翰不是自願離開聯邦德國的時候，這位情報頭子卻在東德廣播電臺上斬釘截鐵地說，他來東德完全是自願的，因為阿登納已淪為美國人的工具。美國人“出於與東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擁抱那些絲毫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的人。這些人正在等待時機，為1945年的失敗復仇”。他還披露說，西德情報網使用的人主要是納粹分子。這番話出自他的口極有分量。
然而，和冷戰白熱化時期發生的許多事件一樣，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這一怪誕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於眾。 約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關鍵。戰時他參加了納粹反諜報機構內一個密謀暗殺希特勒的抵抗小團體。透過別人的引見，他結識了後來暗殺希特勒未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