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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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領袖斯捷潘·班德拉，並親自給執行這一任務的特工人員授勳。）1961年，驕橫而又野心勃勃的謝列平因捲入一場反對赫魯曉夫的未遂政變而下臺。待人和善的謝米恰斯特內出任克格勃首腦。此前，他曾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別看謝米恰斯特內外表上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其實是一個頭腦敏銳，意識形態上態度強硬的人。1964年赫魯曉夫最終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時，他見風使舵，及時站在新領導人一邊。此後在克格勃內扶搖直上。他這個人整天擔心社會主義制度會受到蘇聯藝術家和作家的腐蝕，從內部變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對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小說《日瓦格醫生》的圍剿。他對外國諜報工作不感興趣，交給薩哈羅夫斯基去管。薩哈羅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對他也十分敬重。由於我倆年齡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親一樣。

我竭力使東德情報局與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國家諜報機構的“過火行為”拉開距離。這些國家的諜報機構也奉克格勃為師。間諜題材的電影和小說中充斥著暴力和謀殺。實際諜報工作中，暗殺只是偶然為之，並不是什麼家常便飯。我覺得任何一方並不想蓄意殺死對方的人。死者大多數是因為被注射了過量的麻醉劑而致死，尤其是遭綁架時。50年代西方國家拍了一些紀實黑白紀錄片，大肆渲染這類死亡事件並藉此攻擊社會主義陣營。鑑於這種事自己人之間一般不願張揚，我們常常藉助西方新聞媒體瞭解這類案件。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沒有使用嚴厲手段的時候。由於50年代中期情報總局併入了國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蘇聯諜報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們局與反諜報機構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例如，如果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文化工作的第20司對某個“異己分子”（借用反諜報機構的一句術語）不放心，我們情報總局恰好又有此人鄰居的檔案，我們會讓這位鄰居監視此人並向我們打小報告。任何與政府政策唱反調，持異議或稍有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異己分子”這頂可伸可縮的帽子。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惡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們情報局瞭解某個旅居海外的東德作家的活動和與他來往的人的情況的話，我們會把這些材料轉給反諜報機構。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透過反諜報機構瞭解東德居民在西德的社會關係。

以上在情報方面互通有無的做法；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均屬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國家裡也是一樣。有人稱，由於外國情報局與國家安全部的反諜報機構沆瀣一氣，我因此也參與了國家安全部對東德公民的監視和鎮壓活動。我不想否認外國情報局與這類活動有牽連，但國家安全部內各部門之間的嚴格分工意味著我們局根本就不該介入國內的反諜報工作。情報總局始終是一個專門負責外國諜報的機構。雖然我們與反諜報機構有著政府部門之間常見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國內案件從來不歸我們管。不過對這些鎮壓活動以及反諜報機構常常採用的嚴厲手段，我們是知情的。情報總局與國家安全部下屬的反諜報部門在以後的合作期間，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見，絕非普遍現象。高階官員既沒有下令，也沒有同意過這種行為。不過確實對不同政見團體進行過分化和恐嚇。這類手法對人心理造成的損害恐怕比肉體折磨有過之而無不及。

精神摧殘術幾乎可以說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科學家哈夫曼就曾受過這樣的折磨。他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曾被希特勒政權判處死刑。蘇軍把他與昂納克從同一監獄中救了出來。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開批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呼籲對停滯的制度進行民主改革。警察如臨大敵，封鎖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圍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來探望他的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各種誹謗他們夫婦的謠言四起，包括確有的或編造的婚外戀傳聞。我們局的一位特工沃倫貝格還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團體內，伺機破壞搗亂。

詩人兼歌唱家比爾曼經受了同樣的摧殘。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團體的一員。一次他訪問西德後，東德拒絕讓他入境，並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身份。

溫克勒是一名年輕的詩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爾曼的崇拜者。1979年，當局以捏造的所謂“大庭廣眾之下有傷風化”的罪名將他逮捕判刑，隨後又把他驅逐到西德。溫克勒後來寫了一本書，講述了坐獄期間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倆在亞歷山大廣場上的一次呼籲改革的群眾集會上相識。此後也許還成了朋友。1993年夏天，我出庭受審期間，他趕到法庭聲援我。第二年，溫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